伊朗伊斯蘭革命，標誌着中國的戰略收縮達到極限。

當然，這場革命的影響也極爲深遠。

後世在總結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時候，把主要原因歸結於海外財團在伊朗的大肆擴張，即衆多海外企業只顧掠奪伊朗的資源，而不顧伊朗的民生，從而引起了伊朗民衆反感，最終引發了伊斯蘭革命。

顯然，這與事實存在很大的差別。

從根本上講，巴列維國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與工業化改革並沒有錯，而且這也是伊朗走向強大的必經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後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仍然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響，伊朗在工業化道路上走得並不順利，取得的成就根本無法與巴列維時期相提並論。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維時期工業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業產值中，依然有六成來自巴列維時期建立的工廠。

由此可見，巴列維推行的改革並沒有錯。

關鍵就是，巴列維的改革行動進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維回到伊朗，在政權還未穩固的情況下就下令實施政教改革，廢除了多項伊斯蘭教的法規，比如婦女不再戴頭巾，而且可以參與社會勞動。當時，巴列維甚至打算給婦女政治權力。

這項改革措施，差點就葬送了巴列維王朝。

當時。在伊朗的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反對改革的運動，有的甚至演變成了武裝起義，巴列維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戰剛剛結束，中國軍隊依然駐紮在伊朗境內。

依靠中國駐軍的支持，巴列維迅速粉碎了反對改革的力量，並且對伊朗皇家軍隊進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軍權。

只是，巴列維沒有從中吸取教訓。

一九五二年，巴列維與中國等同盟國集團成員國簽署了多分雙邊協議。即以開放伊朗國內市場獲取外來援助。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這是伊朗實現工業化的必然之舉。

說白了，國家關係只是政治層面上的。而不是經濟層面上的，如果伊朗不開放國內的資源與市場，外國企業就沒有理由進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給伊朗帶來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技術與工廠。

問題是，巴列維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邁出的步伐太大了。

這就是，巴列維幾乎無條件的開放了所有國內領域，把伊朗最爲關鍵的資源，即石油與天然氣都當成禮物送給了外國企業。

不可否認，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伊朗在工業化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經是伊斯蘭世界裡綜合國力僅次於埃及的第二強國，而且其工業化水平遠遠超過了埃及。

可以說，伊朗走上了一條快速工業化的道路。

只是，工業化對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也在這些年裡充分反映了出來。

這就是，隨着工業化同時出現的是城市化，即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由農民轉化爲產業工人。這就意味着需要解決社會就業問題，更意味着需要應對農業減產所帶來的問題，還意味着需要建設更多的國家基礎設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內取得的成就。歐洲國家普遍花了一個世紀，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國也花了半個世紀，中國則花了三十年。

顯然，這不是好事。

雖然工業國可以通過出口工業產品，以及通過工業的高效生產來解決工業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但是伊朗的工業化並不徹底，即伊朗並不是一個以製造業爲主的工業國，而是一個以原料出口爲主的工業國。

這就是，伊朗的工業以石油開採業爲主。

當時，伊朗主要就通過出口石油來獲取資金，然後以此進行社會建設。

問題是，石油並不是高附加值工業產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銷售給中國企業，而中國企業則以十倍、甚至百倍的價格把塑料、人造橡膠、化肥等石油製品返銷到伊朗，從中牟取巨大利益。

顯然，在這條產業鏈中，伊朗得到的好處極爲有限。

由此，就導致了一個極爲嚴重的問題。

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農民並沒有成爲產業工人，而是因爲找不到工作而淪落爲乞丐。

顯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業化進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不可否認，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面對類似的問題，即失地農民轉變爲產業工人所必然遇到的問題。可是，其他國家都有足夠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通過提高國家教育水平，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從而讓更多的國民具備成爲產業工人所必須的基礎素質。又比如，通過加強國家的基礎建設，讓涌入城市的農民能夠獲得工作機會，並且以此成爲社會勞動者。

關鍵就是時間。

英國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實現工業化，法國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國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國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說，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那麼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

問題是，伊朗在工業化進程中，只花了十幾年，也就是僅僅一代人的時間。

顯然，這遠遠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

根據伊朗官方的統計數據，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農業人口占比高達百分之八十八，城鎮居民佔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農業人口已經將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鎮居民多達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說，巴列維過於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業化結構問題同樣嚴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與天然氣產業在伊朗工業中佔的比重依然高達百分之六十四，而其製造業僅有少量輕工業，重工業則以化工工業爲主，而且規模極爲有限，產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級化工品。

顯然，這與伊朗擁有的五千萬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極不相襯。

由此可見，如果巴列維更有耐心，適當放慢工業化改革的步伐，並且注重完善國家的工業結構，就不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只是，這些都不是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發這場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維對外來資本的一味妥協。

這就是，爲了實現工業化，巴列維向外來資本開放了國內市場，讓國外企業控制了伊朗的經濟命脈。

當然，這些外國企業中，以中國企業爲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註冊的三百多家外資石油開採企業中，中國企業只有七家，但是卻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與百分之八十四的產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國企業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開採量。

這意味着，開採與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潤都落在了中國企業手裡，與伊朗毫無關係。

雖然中國企業僱傭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給伊朗帶去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石油開採與運輸技術，但是伊朗工人賺的是血汗錢，而中國企業則通過並不算多的投資，從開採的石油中獲得了數不清的好處。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員利用手裡的權力，也獲得了好處。

結果就是，伊朗的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維王室爲代表的、佔伊朗人口總數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於社會底層的八成伊朗人，佔有的社會財富還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說，巨大的貧富差距，纔是伊斯蘭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維國王根本就沒有想過設法消除貧富差距，也沒有爲消除貧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說白了，巴列維根本沒有意識到嚴重的貧富差距會帶來多麼嚴重的災難。

根據聯合國做的調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礎教育，超過八成的國民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難以獲得足夠的潔淨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業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時候超過了百分之三十。

與生活在水生火熱中的貧民相比，伊朗的統治階層像是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巴列維國防不但每年數次前往中國進行身體檢查與療養，即便是普通官員，也能夠享受到遠超過平民的社會福利。

根據後來公佈的資料，在伊斯蘭革命爆發前，伊朗官員在境外的總資產超過了一千六百億華元！

當然，巴列維國王也不例外。在離開伊朗的時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資產高達二百八十億華元，而且這還是能夠查證的，而那些無法查證的王室海外資產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沒有人說得清楚了。

顯然，連肚皮都填不飽的民衆，肯定不會支持居住在黃金宮殿裡的國王。

由此可見，巴列維在伊朗的失敗，不是工業改革本身的錯誤，而是推行工業改革的手段與政策性錯誤所導致的結果。

這一點，隔着海峽相望的沙特就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