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國首腦會晤結束之後，顧祝同沒有離開北京，而是按照馮承乾的吩咐，留下來參加國防部的籌備工作。

當時，劉伯恩下了死命令，國防部必須在戰爭結束之前成立，而且必須在兩個月內拿出詳細的組建方案，在六月底之前開始試運行，而其第一個任務就是對三軍的武器裝備情況做全面調查。

有趣的是，三軍司令都沒有親自參與籌備工作。

到四月初，顧祝同已經得知，馮承乾沒有留在青島的海軍療養院，在三月底就已經秘密回到北京。此外，吳鐵生與劉亞光也回到了北京。在四月初的時候，劉伯恩以準備參加曼谷首腦會晤爲命離開了總統府。

顯然，這四位大人物去商量成立國防部的事情了。

顧祝同的主要任務，就是爲海軍在即將成立的國防部爭取到更多的好處，即確保海軍在三軍中的地位。

可以說，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也非常容易得罪人。

要知道，在阻撓建立國防部的努力失敗之後，陸軍肯定希望在國防部中占主導地位，而空軍也不會甘於人後。

忙到五月底，籌建國防部的工作總算是有了眉目。

這就是，三軍代表都認識到，國防部只是一個文職管理機構，即便掌握了軍隊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權與軍費分割權，也不具備指揮軍隊作戰的能力，因此必須建立一個以指揮作戰爲主的軍事機構，而這就是總參謀部。

當然，細節上的問題依然存在。

比如，三軍代表都認爲，總參謀部應該是一個與國防部平行的機構，並不受國防部的節制，但是政府代表卻認爲。總參謀部不可能擁有與國防部平等的地位，最多隻能算得上是國防部的一個下設機構，必須受國防部節制。說得簡單一點，在平時，總參謀部只有制訂戰爭計劃與軍隊聯合訓練演習的權力，而到了戰爭時期，在得到了國防部的授權之後。總參謀部纔有指揮軍隊作戰的權力。

在這件事情上，顧祝同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

這就是。正是他改變了立場，站在了政府這邊，才迫使陸軍與空軍妥協，而代表陸軍的張文淵與代表空軍的駱崇明都把顧祝同當成了叛徒，認爲正是顧祝同的轉變，使軍隊的利益受到了極大損害。

要知道，這等於完全放棄了自主權。

當然。顧祝同的理由只有一個，即軍人必須放棄權力，更得通過制度使軍人不具備干預政治的權力，中國的政治環境才能得已改善，也才能夠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並且不受野心家的威脅。

成立總參謀部的事情確定下來之後，又有了一個新的問題。

這就是，有總參謀部，自然就應該有總參謀長，那麼由誰來擔任總參謀長呢？

雖然在和平時期。總參謀長只是一個虛職，基本上沒有實權，最多隻有建議權，但是總參謀長實質上是最高軍事統帥，在軍隊中肯定擁有最高的威望，而且在戰爭時期將代替總統指揮軍隊作戰。

甚至可以說，即便只是建議權，也有着十足的影響力。

原因很簡單。文職官員未必懂得如何管理軍隊，更不可能把握好軍隊的發展方向，而總參謀長則擁有這樣的能力。並且通過建議權來影響國防部長，從而對軍隊的建設與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問題是。誰來擔任總參謀長？

顯然，陸海空三軍的任何一名將領擔任總參謀長，都會影響到軍種平衡，也就會引發軍內矛盾。

更重要的是，軍隊不是民主社會，不可能通過選舉產生。

討論到最後，三軍代表最終達成了一致，即在原則上，總參謀長由國防部長任命，而實際上則由三軍輪流坐莊。更重要的是，不使用“總參謀長”這個稱呼，而是稱之爲“參謀長會議主席”。

當然，這涉及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這就是，在軍事改革之後，三軍司令部都將撤消，僅保留參謀部，而三軍的實際最高指揮官都是參謀長。更重要的是，三軍參謀部都隸屬於總參謀部，並且由三軍參謀長組成總參謀部的參謀長會議。

既然是會議，就應該有主席。

這樣一來，參謀長會議主席就是實質上的總參謀長了。更重要的是，這個主席是三軍參謀長輪流坐莊，也就不存在哪個軍種獨大的局面。

原則上，參謀長會議主席每兩年更換一次。

當然，這並不是硬性規定。在必要的時候，總統做爲軍隊的最高統帥，可以撤消與任命參謀長會議主席。

最終，海軍陸戰隊以獨立兵種的身份在參謀長會議上獲得了一個席位。

有趣的是，在海軍陸戰隊參謀長是否擁有成爲主席的權利上，陸海空三軍的態度非常一致，即海軍陸戰隊只是獨立兵種，而不是軍種，因此就算其參謀長列席會議，也沒有資格成爲會議主席。

結果就是，參謀長會議有四名成員，但是隻有三人有資格成爲主席。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當時，陸軍與空軍還提出，在國防部下還應該設幾個與總參謀部類似的，由軍人當家做主的機構，比如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等。陸軍與空軍提出的理由也很簡單，這些機構都直接影響着軍隊的戰鬥力，更決定着軍隊的發展，因此應該由更懂得軍事的人來做主，而不是讓文職官員當家。

只是，陸軍與空軍的要求都被否決了。

原因很簡單，不管是總後勤部、還是總裝備部，都與軍費有直接關係，而掌握軍費是文職官員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讓軍人來管理這兩個部門。

當然，政府也做了妥協。

這就是，在國防部的後勤處與裝備處，各設有三軍種辦公室，由三軍種各派將領擔任要職，專門爲部門領導人提供建議。只是，最終的決策權掌握在部門領導，也就是文職官員的手裡，而重大的裝備研製與採購項目則需要得到國防部長的批准，某些極其重大的項目則需要由總統批准。

總而言之，這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波及範圍最大的一次軍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陸軍司令部與海軍司令部都是部級單位，與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級單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陸軍司令部與海軍司令部都擁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連後來成立的空軍司令部也是一個強權機構。這種三軍分立的局面，除了導致軍隊擁有的權力過於龐大之外，還造成了一個極爲嚴重的問題，即三軍單獨申報預算，導致軍費開支難以降低，極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結束三軍分立的狀態之後，由國防部統一申報軍費，能節約不少錢。

當然，成立國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爲了減少軍費開支，或者說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錢。

六月中旬，國防部試運行。

所謂的試運行，就是處理一些必須立即處理的事情。事實上，當時國防部連基本框架都沒有，甚至沒有確定由誰擔任國防部長。此外，國防部的辦公機構也沒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設在哪裡。

只是，有些事情確實需要由國防部出面來處理。

這其中，就包括爲友好國家提供無償的軍事援助。

當然，在此之前，必須搞清楚中國軍隊到底有多少剩餘物資，特別是多出來的裝備，以及這些裝備的性能。

顯然，顧祝同得感謝李向龍。

在張文淵與駱崇明忙着去整理裝備資料的時候，顧祝同已經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過剩裝備。

當然，這不再是中國海軍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簡單，援助出去的裝備，自然有援助對象，而援助對象的國力、與中國的關係等等都將成爲決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雙邊關係中，關鍵不是看過去，而是看未來。

說白了，受援國必須有明確的政治與外交立場。

顯然，這是外交上的工作。

這個時候，顧祝同不得不幹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與各個受援國的外交武官，特別是海軍武官進行交涉。

所幸的是，張文淵與駱崇明沒有拖後腿。

兩人在整理好了各軍種的裝備資料之後，也開始與受援國的武官接觸，以確定援助的規模與級別。

這些煩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七月初。

到此，組建國防部的事情終於落實，劉伯恩安排了中國的第一任國防部長，即原外交部長閔文燦。

讓外交部長擔任國防部長，這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當然，這也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國國防部是在大戰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戰結束之前，也就是軍事改革全面開始之前，國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對外，而不是對內。要到大戰結束之後，國防部纔會成爲推動軍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說，閔文燦只是臨時擔任國防部長。

在閔文燦完成了使命之後，肯定需要一位新的、能夠更加有力的推動軍事改革的國防部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