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1年的冬天對東岸佛羅倫薩商站站長康丁來說，註定是難熬的。

此時他已經帶着數名貼身隨從，登上圖盧茲男爵的兒子弗蘭克名下的一艘雙桅海船，準備北上巴黎。他們將首先前往南特港，處理一樁男爵家族的生意，然後再乘坐內河船隻經奧爾良抵達巴黎，會見一些實權官員。

最近法蘭西上層的風聲很不妙，即便這個國家正身處於內戰之中，但流傳在高層之間的一些閒言碎語依然讓小小的東岸共和國緊張不已。比如很多法國商人言之鑿鑿地指出他們在加勒比海出事的船隻已被東岸人俘獲，東岸人的海軍假扮了海盜，做下了醜惡卑劣無比的私掠行徑。這些流言不大不小，卻極具殺傷力，雖然目前法國人因爲內戰而無暇顧及，但難保不會秋後算賬，因此東岸本土指示派駐歐洲的商站全力公關，以儘量消除一些不利影響，免得華夏東岸共和國被貼上“邪惡國家”的標籤。

弗蘭克的家族在下加侖、朗格多克地區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此番康丁奉命到巴黎展開公關，便請動了他們家族的關係。當然不僅於此，東岸人還有一些自己的渠道，比如高等法院的塔隆家族等等。總之死馬當活馬醫，能拜的神都拜一拜吧，順便再爲東岸商品高額進口關稅的事情努一把力，看看有沒有降低的可能——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件事恐怕比公關洗地更爲重要。

他們的船隻從波爾多港出發。如今這個原本法國最繁榮的港口已經漸漸褪去了往日的榮光，投石黨人的一支（布永公爵、拉羅什富科公爵以及孔代親王年輕的妻子爲首）在佔領這座商業城市後，立刻便在城裡大肆派捐，招募軍隊，準備進攻王黨（以馬紮然爲首）。很多商人被迫“自願捐助”，老百姓也被洗劫得夠嗆，當然也不乏一些希望恢復封建特權的貴族們前來投機，資助這些投石黨人。

總之這個曾經法國最大的港口已經徹底亂了套，並且成爲了投石黨人的大本營。西班牙人的使節在這裡進進出出，他們的軍隊也在往法國南部開進，大批軍資通過港口海運至此，將投石黨人招募的軍隊迅速武裝了起來。而且，城內最近有“謠言”傳出，被馬紮然從勒阿弗爾監獄釋放出來的孔代親王、孔蒂親王、朗格維爾公爵等人已經抵達波爾多，目前正在積極謀劃擴大他們的佔領區。更甚至於，一些人指出，同樣出身于波旁家族的孔代親王已經不再滿足於親王的位置，想要一窺國王的寶座了。

說實話，如今這些貴族們在法國擁有的權力已經相當驚人了，但他們仍然不滿足，仍想恢復到以前那種爲所欲爲當土皇帝領主的美好時代，因此他們對黎塞留、馬紮然兩位首相一直致力的掃平割據諸侯、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痛恨萬分，他們不想再當整日裡阿諛奉承國王或首相的宮廷貴族，他們想要掌控這個國家的未來。由此可以想見，當查理一世被處決的消息傳到法國時，他們這些人是多麼地震驚而又多麼地竊喜，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效仿英國人，將國王送上斷頭臺，然後自己的家族世世代代執掌大權。

康丁對這些法國貴族們的想法一清二楚，同時他個人也對這些貴族們嗤之以鼻。平民出身的他分外瞧不起這些整日裡除了魚肉百姓外再無任何正事可做的貴族，這些人在鄉間擁有大片私人財產（一般都是莊園和田地），但卻只繳納極少的一部分稅收。布阿吉爾貝爾曾經寫道：“收三四千利佛爾田租的人，只繳納十或十二埃居（1埃居約合3利佛爾）的稅；收三四百利佛爾田租的人，卻要繳納一百利佛爾的稅，這已成爲司空見慣之事。”

康丁曾經聽莫三給他講過發生在東方明國的關於所謂“貴族”不納稅的事情，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原本他以爲這種可笑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但現在他發現自己錯了，從1648年的新稅收法案開始，法蘭西王國也走入了這個怪圈——去年（1650年）全年，法蘭西全境共徵收了4800萬利佛爾的達依稅（一種按土地、人口計徵的稅收），佔財政總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其中大部分由貧窮者負擔。

法國的徵稅制度，基本是按教區來徵收，每個教區每年有一個額度，徵收員在規定的期限內必須徵收到足夠的稅收，否則便只能自己墊付——但這種情況很少，徵稅員們並不是普通人，他們總是有很多辦法弄來稅收。比如，他們會牽走繳不起稅的農民家裡的牲畜，會拿走他們家裡的傢俱，有時候還會把人下獄——當農民的親人想把人從監獄弄出來時，不但需如數繳納稅收，還要額外花費更多的打點費用，這往往導致很多人破產。

這些掌握了法國鄉間權力的“士紳”們將所有稅負都轉嫁到那些最貧窮、最無能爲力的人身上，他們看着這些人破產，等待政府拍賣他們的地產時以一個令人可笑的低價買走，然後這片被併入他們名下的土地從此也可以不再交稅或者只繳納極少的稅收了，而上級攤派下來的徵稅額則可繼續轉嫁到窮人或手工業者身上。

如此惡性循環之下，大量法國底層百姓紛紛破產，僅最近四年以來，就有很多行將破產的手工業者遠走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到那裡往往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旺盛的市場需求發了大財；另外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普通法國人則只能去當水手、參軍入伍或者前往海外殖民地碰運氣，目前在荷蘭當水手的法國人就已經高達五六萬，打工的法國破產農民就更不知凡幾了。

而這才只是剛剛開始，隨着土地兼併程度的越來越嚴重，以及法國稅基的逐漸減少，這個國家遲早要出大亂子。這個亂子不是像現在貴族反對國王這樣的過家家一樣的混亂，而是一場席捲全法國的深刻社會動亂，或者按照東岸名詞來說的話，那就是“革命”。現在革命的火種已經點燃，也許再過個百十年，熊熊燃燒的革命火焰將徹底吞噬這些魚肉百姓的貴族、商人和教士。

“這些垃圾一樣的貨色互相打來打去，百姓被搞得困苦不堪。看看，羅克魯瓦戰役後的那幾年法蘭西還不怎麼需要進口糧食呢，但在去年，南特港一艘又一艘的荷蘭運糧船給他們運來了足足數萬拉斯特的波蘭、莫斯科公國黑麥。投石黨人引發的內戰、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外戰，以及各種各樣的國內問題，使得原本富庶的法蘭西漸漸變得貧窮起來，田地被拋荒、葡萄園被廢棄，連我這個外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康丁穿着做工考究的呢子大衣，頭戴昂貴的河狸帽，站在風稍微有些大的波爾多港碼頭上，萬分感慨地想着。

凡事就怕對比，與稅收極少（其實是東岸稅制還很不完善，這意味着漏徵了大量的稅收）的東岸農民們相比，這些法國底層農民的日子實在是太困苦了。種小麥者吃不起自己種的小麥，只能吃黑心商人從黎凡特運來的海麥；手工業者一年忙到頭，付出了無數心血，到最後卻發現連養家餬口都難——農民們無力消費，但稅收卻還在上漲；前往海外殖民地九死一生賺了些錢剛回到家鄉的年輕人，立刻被聞訊趕來的徵稅員堵在家裡，結局往往是被與收稅官、稅警有勾結的徵稅員毒打一頓，財產被榨乾……

“這樣的生活怎麼過得下去的！”康丁搖了搖頭，決定不再看波爾多碼頭上數量越來越多的乞丐，轉而回到船艙內，與弗蘭克好好商談一下如何到巴黎展開公關行動。弗蘭克的家族是東岸商品在法國南部下加侖、朗格多克、普羅旺斯等省區的大代理商，這些年來賺了個盆滿鉢滿，早就與東岸利益密不可分了。再加上弗蘭克與莫茗之間的私人友誼，以及他身爲南鐵公司自然人股東的身份，這一切都使得康丁可以與他談一些比較深入的話題，比如如何向法國官員行賄，進而影響他們的政策。

當然了，關於東岸共和國海軍艦船到底有沒有在加勒比海客串海盜，這個問題雙方都很有默契地避而不談，弗蘭克不會問，康丁也不會說，雙方心裡有數就行了。最近半年以來，東岸海軍已經撤出了最後一艘徘徊在加勒比海的軍艦，目前已經全部聚集到了從幾內亞灣到巴西東北部一帶的海域內，這個地方也有很多前往拉普拉塔的走私船在活動，東岸人在這裡進行攔截，對於擴大國內商品在拉普拉塔的市場，也是很有幫助的。至於說東岸人走後加勒比海的走私貿易再度興盛起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只能指望西班牙買辦們自己解決了，他們掌握着秘魯總督區的大量政治資源，捨得付出一些代價的話還是不難的。

1651年12月13日，在中途避了一次風后，弗蘭克名下的雙桅海船抵達了南特港。二人帶着隨從們也下了船，準備找個時間往巴黎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