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東又返回了汽修車間，在自行車棚裡找到了自己的“二八大槓”，騎着車返回了運輸公司家屬院。

運輸公司的家屬院，實際上就是一大片的瓦房。

八十年代初期，筒子樓是大城市纔有的配製，青河地區畢竟不是北上廣，連像樣一點的筒子樓都沒有，即便是國企職工，也那隻能住大瓦房。

李衛東家有三間瓦房，在運輸公司家屬院中，算是條件不錯的。這也多虧了李登科是運輸公司的元老人物，按資排輩比較靠前，才能分配到這三間大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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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衛東回到家中的時候，母親周秀春已經準備好了晚飯，一盤清炒白菜，一盤小蔥拌豆腐，還切了一盤鹹菜。

雖然這晚餐沒有半點葷腥，但當李衛東再次嚐到母親的廚藝時，淚水又忍不住的在眼眶中滾動。

母親一邊吃飯，一邊嘮叨，無非就是一些家長裡短的瑣事，就連鄰居家的貓走丟了一個月，又挺着大肚子回來，也能繪聲繪色的說上三五分鐘。

父親李登科自己倒了一小杯本地產的青河大麴，淺嘗輒止的抿了一小口，回味似了吧唧着嘴，旁邊弟弟李衛民，則不住往嘴裡塞菜，彷彿是餓死鬼投胎一般。

望着這一幕，李衛東心中不由得感嘆起來，要是幾位姐姐也回來，一家人吃上一頓團圓飯，該多好啊！

李登科夫婦一共生養了六個兒女，這也算是響應當時“人多力量大”的號召。

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有四五個兄弟姐們是很正常的事情，若是隻生兩三個孩子，反而算是生的少的，獨生子女在那個年代，跟大熊貓一樣的稀少。

李衛東有四個姐姐，一個弟弟，前三個姐姐都已經出嫁，四姐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五十公里外的小縣城工作，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而弟弟李衛民現在正在讀初中一年級，學渣一個。

上一代的人免不了有重男輕女的思想，李登科連續生了四個閨女，到了第五個才生出來李衛東這個兒子，自然是對李衛東百般呵護，四個姐姐也有些“扶弟魔”的姿態，只不過那個年代大家都窮，想“扶弟”也沒有物質條件。

晚飯過後，學渣弟弟李衛民一溜煙的跑出去，找狐朋狗友玩耍。父親李登科則打開了收音機，靠在椅子上。

當時雖然已經有了黑白電視機，但李衛東家的經濟條件，還是買不起那東西的，有臺收音機聽已經很不錯了。

“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

收音機裡響起了京劇《紅燈記》的選段，李登科一邊跟着哼哼，一邊用手打着節拍。

李衛東則幫着母親收拾碗筷。

“衛東，在車間裡累了一天，進屋裡把衣服換下來，我給你洗了。”母親一臉慈愛的說。

李衛東點了點頭，回到裡屋換下了那套深藍色的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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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裡的擺設，既熟悉又陌生，李衛東望着鏡子裡年輕的自己，一時間竟然癡呆的愣在原地。

“這面鏡子，後來搬家的時候還帶走了，等第二次再搬家以後，就找不到了。”

李衛東長嘆一口氣，他突然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迷茫。

“按說我這個重生者，熟知歷史，應該很容易就能成爲億萬富翁吧！”李衛東喃喃自語的說道。

可真輪到自己的時候，他一時之間還真的想不到什麼賺錢的好方法。

“去郵局買上一沓猴票？先不說猴票是1980年發行的，現在還能不能買得到。就是等猴票漲價，也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出去擺個地攤當個體戶？恐怕得被爸爸給打死！我一個大型國企的正式職工，可丟不起那個人。

搗騰國債和外匯？我還沒有那個本錢，而且這八三年嚴打的風纔剛吹過，去搞那東西，說不定會被當做投機倒把給抓起來，錢沒賺到再吃幾年牢飯，那就得不償失了。”

李衛東無奈的長嘆一口氣。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說一個人是個體戶，就意味着這個人賺了不少錢，會有很多人羨慕。而在八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個體戶”絕對是個貶義詞。

八十年代初，個體戶就是待業青年、甚至是勞改犯的代名詞，和主流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個體戶”這個東西，聽着硌耳朵，看着更是扎眼。

國企的家屬院中，要是誰家的孩子去當個體戶，那簡直就是給全家人蒙羞，父母在別人面前都擡不起頭來。

若是農村人的話，去城裡擺個攤賺了錢，會被當成全村人的希望；可若是國企子弟的話，若是去擺地攤，絕對是全廠的恥辱。

因此國企職工的子女，寧願去國企裡當個臨時工，也不願意去練攤當個體戶。

更何況李衛東本身就是國企的正式職工，去當個體戶更是不現實。

像是重生小說裡的寫的，重生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開辦企業，順着改革開放的春風，一路發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幾年混成世界五百強，進入福布斯排行榜，跟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稱兄道弟，那更是在瞎扯。

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除了特區，還沒有民營企業生存的土壤。雖然政策方面已經逐漸放開，但那時候畢竟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年代，計劃經濟仍然佔據着主導地位。

這也就意味着，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在計劃內分配的。國企會分走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剩下的則被集體企業拿走，民營企業不可能獲得計劃內的生產資料。

像是電力、能源，運輸、土地、基礎設施等等，也都是優先供給國企，然後是集體企業，民營企業什麼都撈不着。

沒有電力，沒有能源，沒有土地，沒有運輸，甚至連原料都搞不到，民營企業怎麼可能生存？

在整個八十年代，民營經濟幾乎都是以小作坊的模式在發展，比如炒個瓜子，炒個辣醬醬，這種小作坊幾乎不會佔用到生產資料，也不會被各種“計劃內”卡脖子。

在1984年下海經商，大概就只能像早期的溫州商人那樣，揹着一大包小商品，穿梭於各個城市當中。

想到這裡，李衛東不由得暗罵一聲：“重生小說都是扯淡的！老子是重生了，可還是得繼續在國企裡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