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分散權力本身就是不好的。在原本的歷史上不論是十五、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還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是集權統治下才實現崛起的。而最爲典型的例子則是二十世紀蘇聯的崛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蘇聯上升時期，速度是歐美的五倍，動員力也遠超同時期的西方。只是後來犯了一系列錯誤才導致帝國崩潰，而這些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原本歷史上孟德斯鳩所謂的三權分立，表面上看起來雖然不會再出現暴君了，但是本質上也限制了能夠有所作爲的君主和執政者展現才華的機會。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權分立帶來的必然是三方面互相推諉扯皮，最終的結局不過是長時期內鬥，筋疲力盡之後的妥協。

實施三權分立的其實只有後世的美國，而到了李存真穿越的2019年，美國這個昔日的燈塔之國已經疲態盡顯，宛如嘉慶和道光前期外強中乾的大清。而其他西方國家大多是實施兩權分立，議會和行政相互制衡，比如英國、法國和日本。但是不論是兩權分立還是三權分立，這種制度是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而且缺乏強大的動員力。這一點李存真看得很清楚。

所以，李存真其實對什麼三權分立，民主自由這一套東西不慎喜歡。他反而喜歡有限度的集權，但卻不是阿道夫·希特勒那樣的極權主義。

在看了崔志誠的文章後，李存真表面稱讚但其實並不感冒，不過在表面上張煌言、常琨等人卻看不出來。

再看釋竟成的文章時，李存真說：“這是一個出家人吧？”

常琨點了點頭表示認同：“這個人年紀不小了，已經四十九歲了。”

張煌言說道：“觀其文章，很是有一些佛家的道理，看他的文章就如同元首所說的‘哲學’，就是愛智慧之學。許多東西我都有些看不懂，慚愧，慚愧。但是，元首博學多聞，定然是能看懂的。”

李存真拿過來一看，論文主題明確、思路清晰、結構嚴謹、層次分明，用詞更是非常考究，果然是有佛教哲學的影子，還有不少印度哲學的影子。畢竟前世的李存真是教育學博士出身，對叔本華那種半西方半印度的哲學是有一定程度瞭解的。而釋竟成的文章當中就充斥着不少印度哲學的東西。只不過釋竟成本人可能並不知道。

釋竟成的文章當中有許多詞彙確實可能是張煌言看不懂的，例如：自由、平等、真實、世界，這些詞彙都是佛教詞彙，張煌言能夠看懂“真實”和“世界”這類詞彙，恐怕卻無法理解自由和平等。畢竟張煌言雖然博學，但是畢竟是傳統儒家培養出來的。

佛教傳入中國，中國纔開始有大量的複合詞出現。後世經常使用的詞彙，很大一部分都是佛教用語。比如：作業、功課。這些都是典型的佛教詞彙。再比如：真實、世界、自由、平等、方便、解脫、慈悲、懺悔、心地、境界，這些詞彙全都是佛教詞彙。

在原本歷史上，後世著名學者梁啓超僅根據一部分佛教詞典統計，就發現，佛教給中國貢獻了三萬五千個新詞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佛教傳入，中國人說話都困難。可見佛教的傳入爲中國語言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

李存真實際上是反感宗教的，畢竟後世的他接受了三十多年的無神論教育。但是，讀博士之後，李存真的想法有了一些程度的改變。道教是中國本土宗教，這自不必說。佛教作爲外來宗教，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已經徹底中國化了，而且由於他不是一神教，因此也不會產生如同基督教和***教那樣的宗教狂熱，自然危害不大。畢竟在中國歷史上三武一宗幾次滅佛，佛教被修理得服服帖帖，早就老實了。

現在，蹦躂得歡的就是天主教和新教這些西方宗教。在本時空，伴隨着西方的崛起，基督教也跟着一本三丈高，大有炸掉地球，停止宇宙運轉之勢，更有成爲普世價值，人間至理之志。

在李存真的“朝廷”裏，皮埃爾、芳芳都是天主教徒，保羅、黑爾，馬伕威廉都是新教徒。很快，在大明科學院裏還會出現幾個天主教數學家。搞不好，皮埃爾和芳芳還會要求成立神學院。到時候這羣傢伙是聽羅馬教宗的還是聽大明皇帝的可就說不好了。畢竟，李存真聽師兄說過，永曆皇帝曾經給羅馬教廷寫信，以中國天主教化爲條件來換取羅馬支持。亞伯拉罕宗教的基督這一脈現在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科學、航海和貿易資源，對於李存真來說是需要的，但是宗教狂熱和由此帶來的世俗與宗教的分歧是必須警惕的。不僅此時要警惕，以後更要警惕。宗教這精神鴉片，一旦吸上，就能難戒掉。

李存真看着手中的試卷，腦海裏面卻想着怎麼對付基督教。好一會，李存真收回思緒。

李存真清了清嗓子，定了定神，再看了看手中釋竟成的試卷說道：“確實算得上是好文章啊。”然後擡起頭來看了看張煌言，笑着說道，“只有這兩個頂尖的？再就沒有別的了嗎？”

張煌言說道：“沒有了！”

李存真想了想，微笑說道：“有沒有特別大逆不道的？”

張煌言面色一怔，說道：“確實是有的！”

“拿來我看看如何？”

張煌言嘆了一口氣，從許多試卷當中拿出來一份，遞到李存真面前說道：“這份試卷，對大明律和這個邏輯題打得也算是不錯的。不過最後的文章實在是相比崔志誠來說簡直就是……也不是說特別大逆不道，但是竊以爲十分不妥。”

“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說罷，李存真打開了試卷，首先看起文章來。該文章題目爲《自然人、文明人與政治人》。論文的題目本身就讓李存真眼前一亮。

文章一共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闡述的是人在自然狀態下的生長；第二部分討論的是文字出現之後中國文明的發展；第三部分討論的是政治體制的變化，全書主要是從《尚書》入手首先是談論中國上古時期的自然發展，然後談論的其實是部落民主制，接下來是部落聯盟的選舉制度，最後談論的是世襲制。

文章認爲，走向世襲制是歷史發展當中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專制本身從合法逐漸退化成了不合法，從文明逐漸退化成了野蠻，認爲最後將會由外力打破這種不合法，必須發生比“湯武革命”更爲激烈的革命才能恢復他的合法性。

李存真雙手顫抖，激動得滿臉通紅，大叫：“沒想到此文如此老辣！這簡直就是十七世紀的盧梭，這就是啓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需要西方反向輸入了，我們中國自己就能開啓啓蒙時代！”

幾句話說得在場衆人一頭霧水。張煌言卻聽出了一點端倪，畢竟“啓蒙”二字還是能夠理解大概意思的。

“什麼人？叫什麼名字？”李存真問。

常琨趕快查找了考生資料說道：“是個農民，父親是漢奸，兄長卻是反清志士。”

“農民？又是農民？”李存真趕快把試卷翻到最前面，只見考生姓名一欄裏寫着三個清秀的楷體字：“魏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