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初歸東京，東宮的一應僕屬並未全部東遷，人手不足，整個東宮顯得有些冷清。月光皎潔，零落九天，揮灑在東宮園苑中，夜色很濃, 很是靜謐，只有少許的宮燈，照亮着夜幕下的道路。

已是夏時，宮苑之中樹木叢生，鬱鬱蔥蔥，放眼所望，盡是森森之景, 未經細緻打理, 雜亂的草木顯示出野蠻生長的勢頭。

過去在東京時，劉暘便經常於花苑之中踱步，如今再走，雖有耳目一新之感，但終究是熟悉的。

兩名宮娥挑着宮燈在前引路，四名衛士護從在後，聲聲蟲鳴，叩問着心頭，朦朧的燈光映照在劉暘的臉上，可以窺探到那一抹凝思。

顯然，這抹凝思還是因爲登聞鼓案，還在爲深陷漩渦的李昉考慮!

不論如何，他是都要爲李昉說話的, 一個師生情誼, 實則早早地便將他們綁在了一起,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必遮掩的。

並且，對於這個老師的品行與操守，劉暘也是相信，再加上方纔的會面，李昉的一系列表現，都是很難裝出來的。

劉暘學着觀人識人，也這麼多年，早已磨鍊出了一雙銳利的眼睛，對於自己的判斷，也很自信。

劉暘，相信李昉的清白。而只要李昉是清白的，那麼任何人也不能擊倒他，只是，三人成虎啊，都不用特意派人去探聽，便能想象得到，如今的東京朝野，怕是流言四起，非議不斷了。

劉暘立場堅定，心中也早有決議，但是，如何幫李昉解決這個麻煩, 卻也不是那麼簡單。還得注意方式方法，用他這個太子的聲譽去爲其背書保證，會是個辦法，卻太過直白粗糙，簡單粗暴了。

關鍵在於，劉皇帝的態度是怎樣的，從今日發生的狀況來看，對輿情正朝着不利於李昉的方向在發展。

而從劉皇帝的一些諭令，也看不出具體的傾向，連見面都不讓，令其回府，可以看成是心存不滿，也可以認作是一種保護，一切，都還得具體詳細的調查結果出來。

站在相信李昉的立場，那其中，到底又出現了怎樣的疏漏，才導致如今這個局面？是意外導致？還是有人刻意構陷？如果是，又有誰能有這麼大的膽量，這麼大的能力，促成對李昉的中傷？

長時間的思考，使得劉暘的表情愈顯深沉，想要破局的要點，也被他抓住了，一個武濟川，一個徐士廉。

那個武濟川，若以李昉之眼，才學應當不錯纔是，因何在劉皇帝面前應對那般糟糕，莫非是無故攪入其中，難以承壓？但同樣是士子，人家徐士廉爲何能夠從容有度？

還有，那個徐士廉，一個不名一文的小小落第士子，何以如此自負其才，又何來的膽量，竟然通過登聞鼓鳴冤叫屈，如此也就罷了，還敢直指主考，攻訐李昉取士不公？

想到這些，哪怕是劉暘，心情也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是有人在背後支持挑動？如果是，那會是誰？劉暘的腦海中開始浮現出幾道人影，但又迅速地搖了搖頭，彷彿能把那些念頭擺脫一般。

“明月皎如斯，奈何風波起啊！”大概是走累了，劉暘停住腳步，擡眼望着夜空的那輪彎月，輕聲嘆道：“回去吧！”

“是！”

事實上，在考慮如何幫助李昉的同時，劉暘也不由地觸碰一個他不怎麼願意面對的問題：倘若，李昉真的耽於私情，取士不公，那他又當作何抉擇？

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或者說，心中有答案，只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罷了。如今的大漢太子，雖然年紀還不大，但經過那麼多年的磨礪，經過劉皇帝的不斷催熟，已然是個成熟的政治人物了。

李昉夜訪東宮的事情，在當夜便傳到了劉皇帝耳朵裡，對此，劉皇帝並沒有過多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說了句：“他若心中無鬼，何以不自安？”

但就在第二日，劉皇帝便下詔，讓太子牽頭負責處置此事。這一道詔令，顯然不那麼尋常，畢竟，滿朝皆知劉暘與李昉之間深厚的情誼，李昉東宮一行的事也瞞不住人，考慮到這一層，那劉皇帝此詔隱藏的意味就越顯深長，值得揣測。

於是，朝中很多關注此事的人，都把目光投到了太子身上，看太子殿下面對這樣的情況，會怎樣處置，是徇私庇佑老師，還是大義滅親，秉公執法。

當然，抱有類似想法的人，在心底恐怕已經認定了，李昉取士用情，是屬實的事。但無論如何，當劉皇帝這道詔令下達的時候，也代表劉暘也被牽涉其中，麻煩上身了，若是處置不當，對太子而言，是會影響到聲望的。

不管旁人如何猜測，但就劉暘個人來說，他是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壓力，當了那麼多年太子，對於劉皇帝心思不說摸清，但多少是能揣測出幾分的。

顯然，這又是一次對他的考驗了，考驗他在面對這種公私之間，如何取捨，又如何解決。這麼多年，劉暘經歷得太多了。

同樣的，劉皇帝或許都不那麼在意最終的結果，只是看他如何應對選擇。如果劉皇帝能夠知道，在他諭令下達之後，一向“遲鈍”的太子，竟在短時間內做出了以上的分析與心理準備，或許，已經足夠欣慰了。

而這道詔令也解決了劉暘的一個麻煩，就在前一夜，他還在琢磨着，如何插手過問此事，劉皇帝給了他一個正式的無可指摘的機會，調查處置的主動權也得以掌控在手中。

不過，這也不是單純地給劉暘一個機會，讓他去幫李昉洗清嫌疑，還其公道，雖然劉暘確實抱着這樣的目的。

事實上，這對劉暘也是有影響的，倘若理性地分析，面對這樣的麻煩，有一個比較好做的抉擇。

那便是，不必去顧及李昉，就將此事定性，“弒”師證道，他則秉公處理，既可以把麻煩擺脫，還能賺得一個“大義滅親”的美名，若是心中不忍，還是發揮影帝級別的表演，掉幾滴眼淚，做出不忍與痛惜的姿態。

如此，至少是能服衆的。而除此之外，哪怕他調查清楚了，就算擺明證據，表明李昉的清白，那也難免引人非議，哪怕事實就是那樣，也絕對不乏有人懷着惡意去揣測其中的私誼。

可以說，關心則亂，當李昉病急亂投東宮之時，就已經把麻煩指向太子了。而當李昉也得知劉皇帝的詔令時，在府中也是懊悔不已。

他在劉暘面前表示，爲了自己的清名，甘願赴死，卻是發乎真情，但若以一己之私譽，影響到了太子，那他寧願受污名而死。

讓劉暘去處置此事，大抵是從公私道德的角度去考驗他，這個考驗，可以說很殘酷，也很艱難，因爲根本無法把握劉皇帝的評判標準。

如果從利益出發，捨棄李昉，甚至籍此邀名，會是一個簡化案件的做法，也是一個梟雄的聰明選擇。畢竟，帝王總是無情的，這是作爲承擔江山重擔的基本素質，也需要接受各種超出尋常的考驗。

但同樣的，又能說，這不是劉皇帝從心性層面對太子的考驗呢？倘若，連師傅都能乾脆捨棄，那這樣的太子，又是不是太可怕了？

劉皇帝把太子置於一個兩難的處境，在背後默默地關注着，也期待着，就看他是猶豫成病，還是遊刃有餘。

從這道詔令下達開始，所謂的“科舉弊案”，就已經不再是重點了。局外人還在研究案件的發展走向，還在猜測太子會如何行事，涉案者會得到怎樣的結局，而局中人，則已經分析起此次風波會對朝廷造成怎樣的影響了，涉及到太子，涉及到國本，何其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