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對朝廷來說是個極為敏感的話題。

    打仗要用錢，賑災要用錢，賞賜要用錢，辦學還是要用錢。

    左平章事的這個問題，太過敏感，頓時讓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歲入三千萬，天下的存銀至少也要在三十倍以上。

    如果這些銀子有一半是從外面輸入的，那就是四億兩。自隆慶開關到甲申年，八十年時間，平均每年入銀五百萬兩。

    可是，稅并不曾見到。

    這是個簡單的數學題，在場的人都會算。

    不管是十抽其二也好、十抽其一也罷，這都對不上。

    顯然，這是一個可以摳出來錢的地方，哪怕每年能摳出來五十萬兩的稅，也能緩解很大的財政壓力。

    幾乎是一瞬間，劉鈺之前說過的一些話，瞬間響徹在李淦的腦海里。

    平日里并不會在意，可此時被這話題一引，就無比清晰。

    齊國公在奏折上，轉述過劉鈺在和羅剎談判時候說過的關稅問題。

    生絲、瓷器、茶葉這幾樣，都是西洋人需要但又不能自己生產的，所以可以課稅，哪怕課十分之三的稅，西洋人一樣會來買，相對于運回去所得的利潤，貿易成本的十分之三根本不是問題。

    外來貨物的征稅，就要考慮是否對本朝的手工業者造成沖擊。

    再聯想到劉鈺之前說過的皇室參與對蒙古和羅剎貿易的事，想錢想瘋了的李淦腦子里已然是轉了好幾圈。

    皇室壟斷貿易，這是與民爭利，但西洋人每年輸入這么多白銀，若是能夠掌控，豈不是每歲增加數百萬內帑？

    這誘惑實在太大。

    然而這個念頭一轉，李淦也知道這里面的問題。

    想的容易，實施起來必然徹底走樣。

    而若收關稅呢？

    現在每年海關的關稅，數額根本不多。

    可是西洋人的貿易確實頻繁，也確實有錢，那豈不是說明逃稅的走私嚴重？

    本來是一篇關于西域的策論，本來劉鈺只是想借此施加一點“天下觀”的影響，哪曾想這短短的三百字竟然讓李淦等人想到了錢。

    這個問題太過敏感，李淦心想此時最好還是不要提及，遂道：“此番策論問的是西域事，這個就先不用考慮了。咱們繼續往下看吧，這也不過是個引題之語罷了。是真是假，待評了優劣，殿前問對再議。”

    避而不談，其余人也都順從，繼續往下看。

    果然如李淦所言，這三百字只是個引子，這三百字之后，便引到了下一個問題。

    時世易也，貿易路線的改變，西域大國的荒廢，西洋銀礦的開發，海船遠航技術的進步，都使得漢唐時候有利可圖的西域，變成了如今徹徹底底的賠錢貨。

    曾經的西域不再是現在的西域，如果大順自比漢唐，那么大順的西域，應該在南洋。

    而地理上的西域，因為準部、羅剎、英法、綠教等等因素，更像是前朝的遼東。

    漢唐的西域，是有收益的。所以要經營，而且樂于經營。

    前朝的遼東，是負收益的，但若不經營，前朝可是有大禍的，這個經驗不能不吸取。

    所以地理上的西域，必須要經營，而且要賠錢經營。

    錢從何出？

    是否能做到王安石說的，不加賦而國用足？

    引出第一個問題。

    若是國朝平定了準部，雪山也不再是曾經的吐蕃，遼東犁庭掃穴基本都是漢人了，西南只是改土歸流，喀爾喀蒙古已經徹底完蛋，羅剎國不可能動用太多兵力在東北，那么國朝的威脅在哪？

    也就只剩下了東邊，雖然歷朝教訓，北疆、西患才是威脅，但時代變了，再這么想就是刻舟求劍了。

    國朝可能的威脅，就只剩下了東邊。

    要么是日本。

    要么就是西洋諸國。

    想要杜絕本朝的威脅，那就需要一支海軍。

    有了海軍，不去經營南洋，那豈不是等于有沃土有農具有良種而不去種植嗎？

    這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東邊是有威脅的。

    兩個問題引完，又先把問題繞回到了錢上。

    若以廣東為漢唐長安，商品往來，胡人雜居，貿易興盛，那么南洋就應該是安西都護府。

    坐在家里就能收錢，當然好。

    可劉鈺下面又附了一張圖表，用從傳教士那里收集來的種種物價，告訴眾人，坐在家里收錢，錢都被二道販子掙走了，沒有中間商賺差價，才能賺大錢。

    以《貨殖列傳》所言：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羅剎人走旱路，萬里之遙來這邊販茶葉和大黃，可以知道這里面的利潤到底有多大。

    漢唐時候，大食、大夏等國，都是富庶無比，西洋人尚且蠻荒，也沒錢，所以漢唐時候西域貿易可以賺錢，有利可圖。

    但現在大食等國窮的叮當響，西歐各國如今金銀遍地，所以作為類比，直接與西洋人貿易的南洋，才是漢唐西域的經濟地位。

    同時，安南等地，自趙佗時候起，與國朝一直分分合合。前朝打過一次，很快又放棄了，雨林遍布，行軍困難。

    安南狹長，如果有一支海軍，運兵或者沿海登陸，水運機動支援，若將來國朝富足，安南有變，安南完全可以收復。

    安南、暹羅等地，又都是產米地。若有一支海軍，就可以隨時運米，沿海一線不會出現饑荒，又能緩解江南日益增加的米價。

    海軍和把南洋作為西域經營，又是一體兩面。

    若航海強，則可以繞開二道販子，直接把絲綢、瓷器等，運送到西洋諸國，獲取更高的利潤，足以支付開拓邊疆的耗費。

    若海軍強，則無論日本還是西洋諸國，想要在東面威脅，都不會奏效。

    日本國再有野心，若海軍不勝，也就無從再有萬歷援朝事。

    西洋人縱有野心，其國四萬里之外，國朝的海軍不需要和西洋諸國并起稱雄，只需要能打的贏西洋諸國在南洋的勢力，就足以控制。

    看上去西洋人在南洋的勢力很大，如呂宋、巴達維亞、滿剌加等曾經的藩屬國，都已被西洋人控制。

    然而西洋人之間彼此也有矛盾，這些矛盾是可以利用的。

    且如呂宋、巴達維亞等地，漢人移民也多，又被西洋人操控，挑唆與當地人的矛盾。

    這些移民屢受欺壓，一旦國朝海軍勢大，則立刻就是一支“歸義軍”。

    西洋人的經驗是可以借用的，筑城、統治，既然西洋人相隔萬里，不過三五千兵就可以控制呂宋等地，而國朝出海移民極多，呂宋二三十萬、巴達維亞十五六萬，又為什么不能控制當地呢？

    和蘭國控制著香料，每年獲利百萬，如果能夠控制南洋的香料，國朝便能得利百萬。

    若能遠洋至歐羅巴，則生絲、茶葉、瓷器等，也可以盈利四五百萬。

    本朝商賈，坐地收錢，故而無心也無能力前往歐羅巴，若能轉運到歐羅巴販賣，這也不是與民爭利。

    看上去水師賠錢，但實際上一旦控制了南洋，就如同漢唐控制了西域，財富增多，年稅百萬，貿易千萬。

    況且，若有一支強大的海軍，那么下南洋求生這種事，也就不是國朝所用擔憂的了。

    只要海軍強大，那些人就不能學趙佗，實力不允許，而且想要反叛得有錢、有勢力。

    下南洋求生而有錢的，必然又都是和絲綢茶葉等貿易息息相關的，他們也不斷然不會用反叛來斷絕自己的財路。

    南洋的移民，若是沒有國朝在背后支持，很容易被當地人數眾多的土著屠戮，所以那里的移民必然是心向國朝的。

    人心所向，再有水師威脅，即便有野心勃勃之輩想要效仿趙佗，那也是徒增笑耳。

    從錢、貿易、外部威脅這三個角度論述完后，后續的內容則是一個更大的暴論。

    自古觀之，朝代興亡，都是二三百年之數。

    何以如此，是因為人口滋生，而土地不加增，朝代末期又有嚴重的兼并事。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有治標者，有治本者。

    治標者，抑制兼并，但這也只是早死晚死的區別。

    治本者，發展實學，增加產量，同時廣泛移民，效周封建之智，移民南洋、奴兒干，減小人地矛盾。

    控制了南洋，增加了國庫收入，朝廷就能養一支強大陸軍。

    即便有民變，也能彈壓。

    控制了南洋、奴兒干等地，又可以效仿宋朝制度。

    一旦有災，固然要賑災，又應把災民中的青壯招入廂軍，送到奴兒干、南洋等地。

    既可以開拓南洋、奴兒干。

    另則，把青壯都招收走了，就算有人帶頭起義，只剩下些老弱，也成不得事。

    初始移民，青壯為主。老弱……有錢就賑，沒錢……這是血淋淋的殘酷事實而已。

    隨著移民越來越多，移民的成本也逐漸降低，初始可能還需要編入廂軍官方移民。

    等到逐漸開拓之后，過不下去后自發的移民也會越來越多，又能多續命幾年。

    南洋又一年三熟，基本上不太可能餓死。

    本身又多產稻米，控制了南洋，就等于控制了糧食，水師也能夠沿著海路運糧，還可以慢慢淘汰運河，節省出一筆巨大的開銷，同時也減少了江淮民眾的負擔。

    陜、晉等地，墾殖蒙古；河北、山東入遼東；河南、山東遠走奴兒干；江南則去南洋。

    同時西洋人一直傳聞，在南洋以南，尚有一處肥美之地。按照地理學去推算，那里四季分明，只是冬夏和國朝相反，廣闊不下萬里。若能控制南洋，日后那里也可以安置百萬人；但若不能控制南洋，日后那里定是西洋人的。

    以上種種，是故將南洋為國朝西域，可得漢唐西域財貨之利；可得周分封拓土之勢；可緩江南糧米日貴之憂；可解兼并流民作亂之危；可防萬里海疆敵襲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