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會和韋寶成為大金國的恩人，這個局面，是皇太極無論如何不希望看到的。

　　其實在這個時候，皇太極已經有了一個對如何治理大金國，讓大金國快速追趕上大明的想法了。

　　而且是一整套的想法。

　　政治方面，皇太極對于后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是有一套想法的。

　　外部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

　　內部由于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沖突日益嚴重。

　　皇太極想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

　　最關鍵的就是滿漢一體，在原本的歷史中，天命十一年，皇太極繼位后頒布《滿漢別居令》，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張，宣布“滿漢一體毋致異同”，實行“編戶為民”政策，下令將大多數漢民莊丁由莊田抽出。

　　“分屯別居，編為民戶”。漢民由農奴恢復為民戶，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

　　從而緩解了民族矛盾，社會逐漸得到緩和、安定。

　　發展農業，后金進入遼沈以后，不僅當地漢人從事農業，連滿族也把農業作為本業了。

　　皇太極愛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墻，為的是“專勤南畝，以重本務”。

　　他下令，所有村莊田土，八旗既已穩定，以后就不要變更了。

　　對莊民的財產及所養牛羊雞豬等，都不準任意妄取。

　　經過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完善機構，天命、天聰年間沒有監察機關，崇德年間皇太極成立了都察院，給他們稽察一切官員的大權。

　　有清一代，滿蒙的結合，早比滿漢更緊密。

　　為了處理蒙古事務曾設蒙古衙門，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六月又改為理藩院。

　　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構成了有名的八衙門。

　　皇太極任命滿洲、蒙古、漢人擔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參政。

　　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七月更定八衙門官制，每衙門只設滿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變成五等。

　　這就強化了以他為首的國家統治權力。

　　清兵入關前沒有內閣的名稱。

　　但是皇太極統治下的清朝已初具內閣性質的內三院。

　　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三月，皇太極改文館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

　　從文館到內三院，雖任職者均為大學士、學士，但分工更明確了，有的負責編考歷史，有的起草敕諭及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還有的向皇帝進講。

　　崇德以后內三院的大學士、學士們對皇太極的決策有了更大的影響。

　　皇太極對于現在的各種矛盾，都是有他的一套想法的，只是一方面努爾哈赤還沒死，另一方面韋寶的寶軍勢力逐漸壯大。

　　本來建奴周邊沒有強有力的挑戰者，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

　　可突然冒出一個天地會和寶軍，讓這一切都成了泡影。

　　皇太極很想發展經濟，皇太極在原來的基礎上鞏固和擴大了在東北的統治，為入關統治全中國做了充分的準備。

　　他稱帝后立刻把保護土地牲畜作為法典規定下來，地里莊稼不準偷損，母豬不許殺，這是為了繁殖。

　　也不準殺馬、牛等作犧牲或出賣。

　　以后幾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種作為重要活動，提出“農時不可失”，“廢農事者罪之”。

　　他知道五谷乃萬民之命所關，因此一再強調搞好農業生產，入關前清朝的糧食不太缺乏，與這種努力分不開。

　　手工業生產也大有進步。

　　盛京宮殿大部分為皇太極時所建，其規模和工藝技術都標志后金手工業的水平很高。

　　盛京城西實勝寺，鑄大鐘千斤，是冶鑄業的發展象征。

　　商業貿易在境內有之，與明及朝鮮也均有之。

　　皇太極曾命令大學士希福帶領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錄章京以上家人的龐大代表團赴張家口貿易。

　　后來又命人到歸化城買馬。

　　個人遠走貿易的也不乏其例。

　　軍事建設方面，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并沒有放棄父汗努爾哈赤對外擴張的政策。

　　他命令軍隊建造具殺傷威力的武器紅衣大炮，并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

　　皇太極十分重視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將的作用，對他們采取招降收買政策。

　　不僅通過考試儒生，網羅了兩百余名漢族文人，而且此后又多次舉行考試，分別優劣，量才錄用。

　　對大批降將賜以莊田、奴仆、馬匹，并委以官職。

　　對明大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紛紛自愿來投的行為封王封侯，寵榮備至。

　　隨著蒙古的臣服，明朝將領的降順，皇太極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大大增強了軍事力量。

　　對外戰爭方面，皇太極更是有完整的方略。

　　對于朝鮮，皇太極經過兩次出征，朝鮮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并將王子送到沈陽為人質。

　　對蒙古諸部，皇太極采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與察哈爾林丹汗不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

　　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持和效忠。

　　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

　　次年，1635年，后金軍繼續進攻察哈爾余部，林丹汗之子額哲奉母獻傳國璽歸降。

　　鄂爾多斯部也為后金所并。

　　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統一于后金。

　　對明朝，皇太極全力以赴發動戰爭。

　　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他命阿濟格統兵南侵，掠奪人畜十八萬。

　　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二年，1638年，又命多爾袞、岳托率軍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處，虜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余萬兩。

　　為了從正面打開山海關，自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起，發動了錦州戰役。

　　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

　　皇太極親自坐鎮指揮。

　　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將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

　　至此，明朝在關外僅剩寧遠一孤城。

　　皇太極的統治還繼續利用了八旗這個軍政合一的組織。

　　他使八旗通過變革越發充滿生機。

　　一是對滿洲八旗不斷補充新的成員，二是完善和擴大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努爾哈赤時的滿洲被稱為“佛滿洲”，即舊滿洲。

　　皇太極對黑龍江等地多次用兵，帶來大批少數民族加入滿洲共同體，被稱為“伊徹滿洲”，即新滿洲。

　　皇太極把新滿洲編入八旗。

　　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一次就把征索倫俘獲的新滿洲壯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編為牛錄，隸于八旗了。

　　同時把征庫爾喀俘獲的新滿洲壯丁四十二人補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額。

　　滿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漢軍八旗建立。崇德年間漢軍八旗發展最快。

　　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1637年，照滿洲例，漢軍分為兩旗，四年擴大為四旗，每旗設牛錄章京十八人，固山額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內部仍分正黃鑲黃兩旗，正白鑲白兩旗，正紅鑲紅兩旗，正藍鑲藍兩旗。

　　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漢軍八旗的建制。

　　皇太極說：“我國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

　　這種擴大滿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既增強了清朝的武裝力量，也對滿蒙漢的廣大人民實行了深一層的控制。

　　尤其是為了奪取全中國統治權，皇太極創立的漢軍八旗有重要意義。

　　皇太極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

　　皇太極規定從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

　　皇太極還非常重視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

　　至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等。

　　后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

　　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后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金宋元四代史書。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太祖努爾哈赤為文書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額爾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為基礎，結合女真語音，而創制了滿文，這種由蒙文脫胎而來的初期滿文，是沒有圈點的滿文，叫做老滿文。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在字旁加置圈點，使滿文的語音、形體更臻完善，這種加置圈點的滿文，叫做新滿文。

　　皇太極繼位后，內部滿、漢、蒙幾十萬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都聚集在遼河東、西。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滿族統治者內部等等各種矛盾都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后來，又數次入關擄掠了上百萬人畜，遼東漢人一下子幾倍于滿人。

　　如何穩定漢族人的民心幾乎成為后金勝敗存亡的關鍵。

　　面對“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極意識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強調“滿漢人民，均屬一體”，特別注重消彌和緩和遼東滿漢民族間的矛盾。

　　崇德年間，雖然不再發生大批漢人被殺，或漢人投毒、攔路劫殺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極卻仍然注意緩和清朝的社會矛盾。

　　他命令臣下做好“養人”的事情，尤其是對新掠取或來降的滿洲、蒙古、漢人做好安置。

　　皇太極晚年，他的子侄們在他面前發牢騷說太祖時誅戮漢人，而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者矣，而滿洲宗室卻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于此！”

　　但皇太極并未因此動搖其國策。

　　此后，皇太極屢下諭旨，主要政策有強調寬待遼東漢人，“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舉首，概置不論”；

　　強調滿漢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

　　下令禁擾漢人，“有擅取莊民（指漢人）牛、羊、雞、豚者，罪之”；

　　明確規定“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一改努爾哈赤屠戮漢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養”。皇太極屢次諭其臣下，對于“凡新舊歸附之人，皆宜恩養”，把故意擾害漢人的行為視為“隳壞基業”。

　　并規定“管轄漢民各官，以撫養之善否”作為“分別優劣”的考核標準。

　　皇太極再三申諭“今后來降之人，若諸貝勒明知而殺者，罰民十戶；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殺者抵死，妻子為奴。”

　　天聰二年，1629年十月，建奴興師伐明，皇太極再三申諭“歸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

　　皇太極“恩養”遼東漢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當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爭取遼東漢人民心的作用。

　　由于民族的、階級的局限，在處理民族關系上，皇太極也是袒護滿族，壓迫其他民族的。

　　首先，他在極力淡化漢族人民民族意識的同時，又極力強化滿人的民族意識。

　　皇太極時期，數次入關擄掠上百萬人畜，統治地區日漸擴大，人口劇增，再加上先進的漢族文化以銳不可擋之勢沖擊整個滿族社會，這一切引起皇太極的高度警覺。

　　他先是規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語言方面，皇太極針對民族同居、滿人學習漢語的情況，強調漢官、漢民必須學習滿語。

　　當時，不會滿語就會受歧視。

　　不少漢官，“祗因未諳滿語，嘗被訕笑，或致凌辱，致使傷心落淚者有之”。

　　同時，還規定官名及有關城邑名俱改為滿文。

　　本來，努爾哈赤時期曾于天命五年，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總兵官品級為三等，其副將、參將、游擊亦如之。眾牛錄下設千總四員”。

　　皇太極則規定，“先照漢人稱呼的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備御，今后再不許叫”，另稱固山額真、牛錄額真等滿語官名。

　　還將一些漢語城邑名稱改為滿語，“其沈陽城，稱曰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天眷興京”。

　　此外，在服飾方面，皇太極時期規定，“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滿洲式樣”。

　　皇太極還一再告誡滿族子弟要保持騎射的習俗。

　　力圖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來強化滿族人民的民族意識。

　　天聰初年，皇太極基本繼承了乃父努爾哈赤的天命思想，認為上天威力無窮，可以立君，可以興國。

　　他曾說：“天下諸國，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

　　皇太極又說：“興之、揚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強得也。”

　　對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間是非這一點，至少在天聰四年，1630年以前他還是信從的。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在遺朝鮮國王李倧書和致明寧遠守將袁崇煥書中都說：“惟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乃以我為是，以明為非。”

　　對“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

　　尤其在他親率軍隊征明，一舉攻克遵化城時，興奮地宣諭將士：“已蒙天佑，克奏膚功。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錫福者，更大有在也。”

　　皇太極對上天“佑命錫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綜觀皇太極一生言行，可以看出，雖則他對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則是他思想的主流。

　　在永平、灤州得而復失之后，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皇太極親率大軍進攻大凌河，臨行前他對諸臣說：“今日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恪遵訓諭，切識于心。”

　　對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沒底，流露出天命無常的思想意識。

　　天聰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錄章京劉學誠條奏建天地壇，皇太極覽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廟，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業，彼時順承天心，恭議大典，未晚也。”

　　更為明確地表述了天命無常的思想。

　　在皇太極看來，天命無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歸于后金是個未知數，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無能為力，天意是可以通過君主的行為來改變的。

　　他吸收了中國原始儒學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進步天命觀。

　　他對文館諸臣說：“見史臣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承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子，為天所親愛乎？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鑒而已。”

　　皇太極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只有“體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稱。

　　戰略思想上，皇太極在國力較弱之時，曾采取對明暫時議和，以爭取時間的戰略。

　　但大臣們都知悉入關奪取明政權是皇太極的夙愿；即所謂“皇上志在中原”。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后金與明的寧錦之戰，大小數十次，后金以失敗告終。

　　是年，因朝鮮李倧政權采取敵視后金之策，剛剛繼位的皇太極，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島的毛文龍，順擊李氏政權；直至李倧請和。

　　但此時的后金與努爾哈赤之時已不同，后金勢力已經壯大，并不懼怕李氏政權從后方對其攻擊。

　　故皇太極要采取的是進攻戰略。

　　但皇太極的決定卻遭到貝勒們的反對；故后金統治集團內部戰略思想出現爭議。

　　皇太極是通過盛京君臣大討論，對明、蒙、朝三大敵方勢力進行戰略判斷，并及時地對原有判斷作出調整。

　　皇太極最終戰略目標是明朝，攻明戰略是指導戰爭全局的原則性、綱領性任務。

　　但貝勒們的“共識”中'有一個“隱患”，就是太過輕松地估計了對明作戰；沒有深刻地考慮到對明作戰的曠日持久；這一點只有皇太極有思想準備。

　　在總的戰略之中，根據戰局發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決后顧之憂。

　　而從天聰年間起，四次入關征明，也證實了要滅明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這正如皇太極的伐大木理論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樹，需要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

　　明朝雖已腐朽不堪，但作為一株百年大樹，尚未達到自仆的程度。

　　而先解決李氏政權這個后顧之憂，無疑會為后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后顧之憂。

　　而后崇德年間迫使李氏政權臣服，確實證實了皇太極這一戰略思想的正確。

　　皇太極從天助神佑的天命觀出發，強調“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無道者，被天譴”。

　　皇太極認為自恃其力，恣行殺奪，人心未合，必然失敗；力行仁義，勤治農桑，發展經濟，擴充實力，爭取民心，就能立于不敗之地。積極發展軍事力量，先后組建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完善了八旗兵制。

　　要求部隊嚴格訓練，“操演嫻熟”。

　　在保持和發展八旗兵騎射長技的同時，重視采用先進的軍事技術，利用漢人工匠制造紅衣炮，組建炮兵部隊，增強戰斗力。

　　治國治軍，主張以人才為本，不論民族、資歷，惟才是用。

　　以“滿漢一體”為號召，爭取漢人支持，重用漢人降臣降將，以漢治漢。繼承努爾哈赤“伐大木”的戰略思想，并根據后金“家邦未固”、“四境逼處，素皆不協”的內外形勢，進一步確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敵，拆散敵人之間的聯盟，解除后顧之憂，爾后集中力量攻擊強敵，統一天下的戰略方針。

　　改變努爾哈赤單純依賴武力連續攻明的戰略，采取講和與自固的靈活政策，以達到麻痹敵人，爭取民心，贏得時間，壯大自己的目的。

　　皇太極五次派兵避開明朝堅固的正面防線，繞道入關，深入京畿，不斷削弱明朝實力，改變了雙方力量對比，為最后決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在作戰上，皇太極善于根據不同的作戰對象，采取不同的戰法和策略。

　　大軍壓境，速戰速決；掘壕筑墻，久困長圍，圍點打援；武力征討與政治招撫相結合，成功地指導了對朝鮮、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戰爭。

　　皇太極的軍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漢族軍事文化，豐富和發展了滿族的軍事思想，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響。

　　比起韋寶這個真正的重生穿越巨，皇太極也很像是一個穿越來的人，他總是能保持冷靜的頭腦，很少犯錯。

　　“聰古倫，我來告訴你為什么不能向韋寶求救。先不說我們與寶軍的仇恨，單說寶軍，與明軍是不同的，我們可以和大明暫時議和，但絕不能與寶軍議和！因為大明大，在他們眼中，我們大金國是很小的，小的像是一股山賊！而在寶軍眼里，我們是兩顆并肩長成的大樹，不管是他的壯大，還是我們的壯大，都一定會對對方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可能與寶軍議和。”皇太極道。

　　“可父汗的病怎么辦？難道父汗對我大金國不重要嗎？”聰古倫格格生氣道。聰古倫實在想不到，居然是皇太極帶頭反對向寶軍求救。

　　莽古爾泰道：“我也不贊同向寶軍求藥，但我曾經被寶軍俘虜過，我不得不說，寶軍的藥是有效的，很神奇，我上回受了很重的槍傷，還有之前的毒疽之毒，寶軍不用數日，幫我一并治好了，我原本還以為我肯定死定了。”

　　眾人都對莽古爾泰的話很疑惑，都暗忖，你這到底是讓向寶軍求藥，還是不讓向寶軍求藥？

　　“父汗的傷勢要緊，現在到了危機關頭，也顧不上這么多了，還是大家舉手議事吧！”代善這時候少有的露出決斷，舉手道：“贊同向寶軍求藥的舉手！”

　　在場的建奴將領們互相看了看，都很遲疑。

　　除了代善，只有聰古倫格格立刻舉手跟隨，此外還有幾名年幼的貝子。

　　莽古爾泰猶豫了一會兒之后，舉手了。

　　莽古爾泰這一下舉手至關重要，立刻有多名將領跟著舉手。

　　這一下，舉手的人和不舉手的人就看上去差不多了，目測很難分出哪一邊人多，哪一邊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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