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對于定都北方的大一統王朝來說，怎么確保南方不鬧獨立呢，或者說無法鬧獨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個手段，海貿意味著巨額的金錢，有組織的團體，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還有與海外勢力的頻繁接觸，一旦有變，都會導致帝國市區失去最大的錢袋子，進而導致整個帝國的覆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某海商集團從海外拉幾千雇傭兵，本地水手發放武器有個兩萬人，乘大船入長江，分兵兩路截斷漕運，圍攻南京，會有啥后果。

都知道大明北方就指著漕運吃飯，在南方的軍隊又基本是渣渣，古代軍隊機動性又慢，從北方調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過來，黃花菜都涼了。

“八處，八處通商口岸！就這么說定了！九百萬兩紋銀，五日內交給內帑。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和李公公商量吧。”魏忠賢說罷笑著拂袖而去，不想再和韋寶磨嘴皮子了。

魏忠賢和韋寶兩個人之前的不愉快，似乎也在魏忠賢的笑容中淡化了。

韋寶其實對于這個結果是滿意的，一下子控制了八處港口，非常牛叉了，這就等于一下子給寶軍弄了八個根據地。

而且，有海港的省份，等于有了天地會的強大勢力。

水師雖然不如步軍那么管用，對陸地的威懾力那么的大，但畢竟也是軍隊啊。

李永貞笑著拍了拍韋寶的肩膀：“韋爵爺，很可以了！八處通商口岸，這得是多少銀子啊？別說三十年，你三年就能回本！九千歲對你夠可以的了。”

“李公公，要不然你去包這個買賣吧，我看你三年怎么回本？大明一個通商口岸的時候，一年的稅銀不超過五萬兩，八個也才四十萬兩上下，十年不也才四百萬兩銀子不。”韋寶苦著臉道。

李永貞呵呵一笑：“那是明面上的，臺面底下，可絕對不止這么點銀子，更何況被你韋爵爺一家壟斷了之后，以后大明各地的士紳大戶，再想囤積居奇，得先問過你韋爵爺！可能三年回本有點夸大其詞了，但你絕對不用十年回本。”

“李公公啊，能十五年回本，我都高興的很了，最關鍵，我一次性要拿出九百萬兩紋銀，我上哪兒拿出來啊？還有，官場上的事情誰說的清楚？銀子我拿出來了，過不了幾天，把我海防總督衙門拿走，過河拆橋，我找誰去啊。”

李永貞被韋寶氣的發笑了，韋寶還真的是奸商嘴臉，“韋爵爺，你在開玩笑吧？你這是和九千歲說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出爾反爾。而且，陛下收了你的銀子，下了圣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若是反悔，陛下不等于失去了信用嗎？你覺得可能嗎？你真的當是農戶做買賣啊，想到一出是一出。”

“李公公，我可沒有這么說。咱不說那些事了，回頭我整理好開放哪些通商口岸，把名單給你吧。現在最關鍵我弄不來那么多銀子，九百萬兩銀子啊，等于大明一年多的賦稅銀子了。”韋寶再度大吐苦水。

韋寶知道一旦定下來，皇家是不會反悔的，最關鍵過兩年，魏忠賢和朱由校都得掛，到時候自己定下來的新政還能不能繼續，就真的不好說了。

“那是爵爺自己的事情，我就是個辦事的老奴，別的也管不了啊。”李永貞道。

韋寶知道和李永貞說再多也沒用，閑聊幾句，拱了拱手道別。

九百萬兩紋銀雖然很多，但是對于韋寶來說不算什么，天地會的翅膀已經硬了。

韋寶現在要做的是，與英國公張維賢商量一下，聽聽自己老丈人的意見。

其實韋寶對于張維賢的意見并不看重，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訴張維賢一聲不好，張維賢肯定會生氣。

張維賢這個人，在韋寶看來還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貴族。

張維賢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宮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張維賢的能力有多強。

因為英國公府世代都與皇家關系很親近，世世代代下來，英國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

然而，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堅決。

甚至對于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過，稗復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末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

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辦為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虛竭。”

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惠互利的。

進行海禁，壓制限止私人海貿，是為了將海貿官營化，收取其利，與漢代的鹽鐵官營一個性質。

宋元兩朝海貿極為發達，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稅、逃稅，貿易量巨大的同時，國家獲利甚少。

因此宋、元兩朝都曾嘗試過海禁，卻因為政府控制力不強而作罷，直到明朝，才具備實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過度重商，也導致大片良田種植經濟作物，限制了糧食最高產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萬，就因為人口飽和而爆發大型農民起義，以至于滅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業的作用，更知道商業的害處。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許多保護商業的條文，絕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將商業的額度控制在一個最恰當的范圍之內。

為了從有限的商業份額中獲取最大的利潤，官營海貿是王朝初期較佳的選擇，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貿，亦成為必備的輔助措施。

不過官營貿易也有其機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貢貿易一開始缺乏限制，對于上門販貨者來者不拒，到永樂朝后期，因為進入市場的蕃貨過多，導致蕃貨貶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斷下降，已經難以有組織有規劃地大規模進行官營貿易，所以明政府已經開始考慮放開私人海貿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開了對于東南亞海貿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羅船遭風飄到廣東境內，按規定這艘船屬于非朝貢的私船，不準進行貿易，但廣東鎮巡官卻準許其貿易，征收其貨物稅以作軍需之用。

禮部官員對此做法予以肯定，認為“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既非救書所招，又非舊例所載，不是朝貢船，不屬市舶司的職權范圍，應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

廣東官員如此做法，明顯是否定了“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的朝貢貿易原則，它標志著明初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從此進入了私人海外貿易的新時期。

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對西洋與日本進行海禁。

西洋人心懷叵測，難以揣度。

而日本當時處于戰國時代，時局混亂，海盜海商往往混淆夾雜。

因此到了隆慶朝方才開月港徹底馳禁。

然而從明代的海貿來看，東南亞、南亞才是海貿收入的大頭，西洋與日本是否馳禁，在當時并不重要。

古代的海貿，參與的商民可以分為三種，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而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重農抑商的背景下，新產生的巨商也往往會尋求官方背景，他們有的被拒絕并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有的則因為為朝廷做出一定貢獻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許可，比如鄭芝龍，但得到官方最高許可是非常困難的，絕大部分的巨商尋求的是與地方官僚勢力勾結，官商互利。

海瑞的養孫海述祖，其父海中適憑借海瑞侄女婿，歷任貴州鄉試、兵部副使、湖廣巡撫、兵部左侍郎等職的高官梁云龍及其家族的庇護，就成為了海南的海貿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層樓，富可敵國，海述祖曾經將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殺死在海上，奪取其貨物資財，然后謊報說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實際上頗有爭議，《觚剩續編》稱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并沒有說是走私。

海述祖出海一事，時人皆知，或許是得到官方許可并納稅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瓊州。若是如此，則明代后期允許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處。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為無力買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

即便是海禁最嚴格的永樂朝，小商民也可以選擇參與官營貿易。

到了正德朝開放異國與明朝的私人貿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國船上門交易時，與其進行貿易。

而這種貿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為大清管理海關用火輪船打擊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貿易收入絕大部分的來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后來增加到110引。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折》說：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余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許多帶口糧，于海壇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愿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

這也是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南宋初期算上擺地攤等人上門，總共收到的也只是100萬兩。

據說占南宋歲入20%，即便考慮到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為什么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數據，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癢癢。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閩浙士紳并不愿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松。

這樣的情況，對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當然是分不開的。

清朝土地兼并歷朝歷代第一，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可見閩浙士紳在清朝影響力下降，乾隆皇帝寧愿給廣東士紳面子，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

由于閩浙是清軍南下中所經過的最富庶地區，而開國時清軍基本上是沒有軍餉的，軍紀極劣，在閩浙地區進行了極為殘酷的大屠殺。

康熙朝為了對抗明鄭，又實施了遷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壞，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斗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這些活動，造成了民間對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來，清廷對閩浙地區的士紳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廣東士紳取得清廷信任，就證明廣東人在明末不如閩浙士紳有骨氣，抵抗少。

不然，廣東民風彪悍，在明末表現得尤其有骨氣，李定國與清廷便多次拉鋸于廣東。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壞，更加驚人，如尚可喜屠廣州，據說一次就屠殺了八十萬人。

因此，廣東士紳在明末清初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新產生的士紳階層，許多都是尚氏集團的殘余，是由尚可喜集團及清廷扶持起來的。

這無疑也是廣州十三行能夠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損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廣東十三行的存在，證明在清代，官商勾結的巨商已經不滿足于和中等商民爭利，他們更是將手伸向了陸上與外國商船的貿易，通過尋求代理官營形成壟斷，使得無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計，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個情況在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顯。

廣州貿易的繁榮，是以犧牲沿海各港口的貿易作為代價取得的。

中國各地的產品不能就近運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須遠途跋涉運來廣州，增加了商品的運輸費用。

從全局看，顯然有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清代海盜中出身底層者多，實是因為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后，底層商民無力從各地轉運貨物到廣州港與外國人貿易，無以為生，不得不出海為盜。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進入了殖民時代，南洋貿易份額也逐步被歐洲殖民者控制，自然與歐美國家的海貿就成為了海貿的大頭。

四口通商變為一口通商，對于底層商民的生計沒有影響，絕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