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立極則看的比較開，“我覺得沒什么。”
閹黨的確是很看得開的。
自從融入了這個時代之后，韋寶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楊漣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廣微票擬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卻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
至于中宮貴妃并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
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聀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
以后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聀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實際上，此類把鍋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啟元年十月，劉宗周彈劾魏忠賢時，天啟就說：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并無宴游等事。
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后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修職業，毋淂沽名奏擾。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彈劾魏忠賢，熹宗回復：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典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話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委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除去劉宗周、周宗建因與楊漣彈劾得程度及內容有所區別，而導致得圣旨指責輕重、內容不同外，大體都是不差的。
從中也可以看出，僅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無法導致天啟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顛倒，其本質原因還是東林內訌和魏廣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這當然也遠遠談不上所謂的下大棋，還是熹宗寵信的近侍結交大臣進行政治斗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對東林的態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時為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于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
從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東林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賢本人，而是積極為其籌劃的，天啟初年被東林排擠，或者和東林反目成仇以及投東林而不被接納的那批人，借楊漣《二十四罪疏》這個茬開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交結東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驅逐東林。
而這批人則出主意，必定要弄死東林，自己才好上位，內外勾結，才會有東林黨禍。所謂的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群小欲籍忠賢力為報復地，驅除異己，遂籍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陰謀論，很符合明粉們所謂的如果不是崇禎即位，換個人上，明朝都不會亡這種奇談怪論，而這種奇談怪論發明的背后則是明粉們對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對漢族最后一個大一統王朝覆滅的惋惜，但他們通過各種奇談怪論，發明歷史，各種打著陰謀論、人性分析來占據輿論，顯然是犯眾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發現，天啟的法子崇禎都用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怎么辦？
崇禎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廢除廠衛，就是不收商稅，就是不用太監，就是十七年年年眾正盈朝。
宣府年例銀每年299156.7兩，天啟六年發8000兩，七年發120000兩，拖欠470313.4兩大同年例銀每年450630兩，天啟六年發11488兩，七年發137400兩，拖欠752372兩山西年例銀每年206300兩，天啟六年發29000兩，七年發74000兩，拖欠309600兩延綏年例銀每年433739兩，天啟六年發62470兩，七年發173144兩，拖欠631864兩寧夏年例銀每年133795兩，天啟六年發32072兩，七年發99629兩，拖欠135889兩甘肅年例每年197588兩，天啟六年發42291兩，天啟七年發86036兩，拖欠266849兩固原、下馬關年例188191兩，天啟六年發105195兩，七年發70089兩，拖欠201098兩薊州年例銀每年426871兩，天啟六年發244976兩，七年發157247兩，拖欠451519兩密云年例每年365391兩，天啟六年發169258兩，七年發151000兩，拖欠410524兩永平年例每年289866兩，天啟六年發91693兩，七年發105000兩，拖欠383039兩昌平年例每年140232兩，天啟六年發115681兩，七年發53000兩，拖欠111783兩易州年例每年146595兩，天啟六年發65996兩，七年發46269兩，拖欠180925兩。
天啟七年七月丙戌，巡撫山西牟志夔題：沖邊缺餉難支，乞發京運以保危疆。
得旨：覽奏，三關京運累年缺額數多，即天啟六、七兩年欠軍餉多月，而西路撫賞尤為無措，饑軍待哺，邊儲仰屋，將何以濟。著該即將六、七兩年春、夏二年原題京運欠數速行措發，以稱廠臣竭慮籌邊抒畫恤軍之意。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陜西巡撫胡廷宴疏言：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余萬。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歷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余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外。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乞將前欠銀兩速發，以奠危疆，報聞。
天啟七年十月丙申，甘肅巡撫張三杰疏言：平鎮二千里長邊，處處臨外。以京運言之，節年累欠至七十余萬，天啟六年年例尚該銀一十五萬余兩，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啟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萬兩。西兵利于馬戰，而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旨令帶運欠數著戶部上緊撥發，民運欠數行撫按查催，勒限完解，馬價銀兩并與確核。天啟七年七月壬午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題：宣鎮缺糧數月，乞亟催二運，以杜脫巾。
得旨：覽奏，宣鎮戍軍待哺數月，向賴廠臣指縱節發京運以救湏臾。今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饑軍將何接濟？著該部將京運不拘何項，先行湊發，以濟然眉。其民欠著該鎮撫、按速咨該省直撫、按嚴立考成，以完欠數目定大計，黜陟務守催額欠前解該部，都如議速覆行崇禎元年三月壬午三邊總督史永安會同巡撫延綏岳和聲、巡按李應公合疏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饑兵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間有脫衣鞋而易一飽者，有持器具貿半菽者，有馬無芻牧而閉戶自經者，有餓難忍耐而剪發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釀，脫巾之変立生，此延鎮缺餉之難也。
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個月，或至三十個月，豈不是二年半！上問：三十個月是哪里？臣對：是延綏。
東林有兩大淵源，一是地方書院講學，二是萬歷中期朝廷斗爭中反首輔的官員，特別是吏部官員。
要說階級代表性，那和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沒啥區別，地主階級、商人而已，帶不了一個“大”字。
另外還要考慮它的地域性問題。
其實萬歷時期的各地官員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說東林“代表江南”，然而東林黨的大本營在常州，一邊有統合蘇州人的昆山黨，一邊有浙黨，皖南還有個宣城黨。
可謂四面環敵。
談遷《棗林雜俎》：萬歷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昆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陜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陜合也。經濟史上所謂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隸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太倉州與浙江的嘉興、杭州、湖州等三府，統共八府一州之地。顯然東林連狹義的經濟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別說代表全國的地主階級了。再來看一個具體例子。繆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國楨一個浙西湖州人，來參加東林都被常州府江陰縣人繆昌期說成是“久棄鄉曲”背叛家鄉，可見真東林所出的地域范圍是很狹窄的。當然，東林初起時又有以講學會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帶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稱為“東林”的官員又是什么來頭呢？文秉《先撥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晉人、江西人是東林的傳統盟友，不過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齊人經常聯合浙人，與楚人并稱三黨，但楚人也曾經與東林合作。黃尊素有句話說的很清楚：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鬨而散之局也。”（黃宗羲《明儒學案·東林學案》）和秦、晉、江西“同舟”的是誰呢？就是狹義的“東林”在政治上的勢力，真正的我者了。這個真東林不過是諸多派系中的一個而已。順便說，既然秦人和東林經常站一條線，什么“西北多加賦東南不收稅”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否則他們還不自己打破頭？一般而言，對黨爭中派系成員的描述可以分兩種的，一種是自己表示的認同，另一種則是政敵的劃分。很多人自己沒有去東林書院講過學，東林人也沒有說過他們是東林，但在政敵眼中他們就是一伙兒的。至于閹黨炮制的那些東林名單，更是以羅織罪名的方式，把反對自己的人都掛進去，最后擴大化到連顧秉謙都上了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
東林黨就是江南財閥的代言人，閹黨就是皇帝的爪牙？抱歉，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數不勝數。閹黨里面的江南士子不見得比東林黨少，舉兩個例子，閹黨里面官職最高的兩個人，大學士顧秉謙、禮部尚書周應秋，一個是昆山人，一個是鎮江府，都是根正苗紅的江南人。甚至可以說，明朝末年無論東林黨還是反東林黨的人，主干大多數都是江南人。那么問題來了，一大群江南地主，憑什么閹黨里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對江南財閥，東林黨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財閥的代言人？動不動就是什么江南財閥的代言人，真以為東林黨是蔣光頭呢？其次，我們捋一捋東林黨是誰？狹義的東林黨指和東林書院有關的在野及當朝的人員，這是正統東林人比較認可的；廣義一點的東林黨可以指齊、楚、浙三黨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后世有些歷史學家比較認同這種說法；再廣義一點，可以說是反對閹黨之人，廣大網友比較認同這種說法。最最最最后，就出現了一種叫做薛定諤東林黨的生物（此名詞來源于@臨溪主人，我十分認同），只要對明朝滅亡產生了不利影響的明朝末年讀書人都是東林黨，例如我見過我有人說史可法是被東林黨趕到揚州去的（麻煩查一下史可法老師是哪位東林大佬），還有人給我這么推斷：萬斯同的老師的爸爸是東林黨，所以他也是東林黨。這種歷史演繹法可以說十分飄忽了。言歸正傳，即使只按狹義和廣義一點的說法，東林黨人也是人數眾多的，你要說這么多政治生物全部都是善男信女，不現實；你要說全部都是忠心烈士，不現實。但是，就明亡之后東林黨殉國人數來說，并沒有辱沒讀書人的稱號。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發就投降的是京營；身負崇禎信任，負責守城卻直截了當開門投降的是太監曹化淳；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吳三桂。革鼎之際，事多難言，只盯在錢謙益，用一些子虛烏有的水太涼、頭皮癢的段子來娛樂，沒什么意義。最后，講一講為什么當年明月這種歷史科普家、顧誠這種明史大家，對于東林黨都頗多非詞，對于閹黨等批評得沒那么痛心疾首。愛之深，責之切。歷史學家之所以對于東林黨的一些行為非議頗多，是因為他們認為若是不天天黨爭來、黨爭去，東林黨、齊黨、楚黨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幫助明朝重新振作的。但是他們這些讀書人沒做好，所以恨鐵不成鋼，所以罵東林等一批人因為黨爭耽誤了大局。那為什么不罵閹黨呢？因為懶得罵。你說顧誠在《南明史》里為什么對史可法幾乎是指著鼻子罵，對于那些真正投降賣國之人（如四鎮和左良玉部）言辭反而沒那么激烈。不是顧誠要故作反動，而是他認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沒做到，所以顧誠怒其不爭、哀其無能。東林黨的確不全部是善男信女，但是因此就說來夸一波閹黨，不是當年明月以及顧誠等人的本義。因此，再強調一下：他們非議東林是因為覺得東林好還是不好這件事有爭議，不罵閹黨是因為他們覺得閹黨是垃圾這件事沒爭議。
大明版共濟會，怎么可能是“善男信女”呢？用當年明月的原話來說就是：東林黨并不是一群只會讀書的書呆子、只會談仁義道德的君子，它是一個“有實力，有能力，有影響力、有斗爭意識的政治組織”。所謂有實力，有能力，有影響力，指的是東林黨“既有社會輿論，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黨同伐異”的斗爭手段；所謂有斗爭意識，指的是東林黨“掌控政權”的終極目標。顧憲成是朝廷的幕后影響者，萬歷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兩人勢不兩立。這個書院（東林書院）可以藐視當朝的首輔，說他們是木偶、嬰兒，這個書院可以阻擋大臣復起，改變皇帝任命。無數人的命運，大明天下的時局，都將由這個看似與朝廷毫無關系的地方，最終確定。在顧憲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測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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