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現在的確是給顧秉謙出了一個歷史性的大難題。

    也難怪張維賢那么自信，顧秉謙會具名，會替代韋寶上這道奏本。

    天啟崇禎兩朝的國家稅收，到底是多少，本身就是個迷。

    后世沒有任何文獻能夠完整反應天啟、崇禎兩朝一年具體財政收入及支出數字。

    明代堪稱完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數字，也僅僅是萬歷六年的。

    茶稅改完是海關稅，自隆慶開禁以來，無論白銀流入還是財政稅收，都成了朝廷重要的收入來源。

    隆慶開禁以來，海關稅成為朝廷重要收入來源。

    萬歷六年，全國財政收入全部折銀，共18100167.73兩。

    其中田賦共16197189.70兩，占比89.49%；鈔關402308兩，占比2.22%。

    那萬歷年間的海關稅有多少呢？

    福建：《東西洋考》：“本府軍需往往告匱，即隆慶間開設舶稅，僅數千金，萬歷間增至萬兩，以此佐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至二萬余。”

    才二萬兩，連田賦的零頭都比不上。

    廣東：《廣東賦役全書》：夷舶餉原額銀二萬六千兩，續因缺額太多，萬歷三十四年該司道詳議兩院會提，準允減四千兩，尚實額二萬二千兩。

    海關稅收連田賦收入的零頭都不上。

    在魏公公治理下，又拖欠了不少銀子。

    嘉靖十八年以后，明廷就裁撤了全國絕大部分鎮守太監，僅留南京、鳳陽、承天、太和山等地的守備太監。

    天啟六年，明熹宗高舉“成祖舊制”的大旗再度派遣內官鎮守地方，當時有鎮守太監的分別是遼東、山海、薊鎮、宣大、山西、皮島。

    但明熹宗的這一決定遭到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王紹徽等人的激烈反對。

    魏公公忠誠的干將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王紹徽也是東林黨嗎？他們都是閹黨。

    韋寶曾經想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李自成可以推倒明朝，為什么太平天國不能推倒清朝？

    同樣都是王朝末期，清朝末期更加腐朽，太平天國農民軍也比李自成農民軍厲害，為什么太平天國沒能推翻清政府。

    17世紀的哈布斯堡相比19世紀的列強是廢物。

    既沒有派出理財專家幫助大明打理市舶司，監督大明按章收稅，也沒有以無敵艦隊為后盾派特使深入內地，警告張獻忠泥腿子不得進入武漢三鎮這種通商口岸。

    也沒有出動海軍陸戰隊武裝保衛江南，保住大明的錢袋子。

    更沒有讓三十年戰爭后的老兵、浪人下崗再就業，華倫斯坦在大明兼任剿匪總兵官，軍事顧問，直接插手軍隊的指揮和訓練。

    太平天國的失敗固然自己存在很大的問題，但如果認為洋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重要，那也是不對的。

    天京事變固然對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架構有毀滅性的打擊，但二鴉造成的咸豐北狩同樣對清廷的威信打擊巨大，連留在北京的文武高官私下和英法使節溝通時對前途都不看好，那段時間曾國藩的舉止也十分微妙。

    這個時候外國列強的態度就成了上了秤的砝碼。

    因此雖然民間乃至下議院對太平天國持同情態度的不乏其人，但保守黨控制的上議院最終還是選擇幫助清廷渡過危機，采取了叫停和天平天國的外交接觸，警告太平天國不得進攻通商口岸，勒令本國商人不得和天平天國貿易，幫助清廷運送軍隊，出動軍事顧問協助清廷訓練軍隊，乃至在江南地區親自下場和李秀成大戰等舉措。

    考慮到當時的投送能力，這基本就是列強干涉的極限了。

    因此教科書上說太平天國是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并非虛言。

    就明清自身來講，末期面對的核心問題其實差不多，都是人口超過了土地承載力的極限，只不過明是陜西人口先超過了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清則是兩廣地區的人口由于一鴉的影響率先進入極限。

    差異主要在這么幾個方面。

    明吸取唐的教訓，鎮壓農民起義時不放開團練，這就導致應對起義的彈性很差，一旦中央軍團滅就是血崩。

    而清吸取明的教訓，在嫡系八旗被一路暴打后最終決心放開團練，太平天國除了要和八旗大戰外，還要和組織起來的各路土豪凝結核比如湘軍血戰，華夏處處都是武德高地。

    太平天國最初起勢一日千里時，政策過于激進，基本沒有給士紳留出足夠的合作空間，再被曾剃頭衛道除魔一帶，基本是勢同水火。

    中期在天京好不容易搞出了個正式政府的架子，天京事變自己一波搞廢。

    后期逐步轉為民族主義宣傳后，在和地方士紳的合作上有一定進步，但是洋人強勢支持清廷的態度很難讓他們下決心上天國船。

    總得來說，在爭取士紳支持上做得不好。

    大順在這方面做的行不行，智者見智，但其實還行，大順的口號并沒有脫出傳統改朝換代那一套，襄陽建制后在招攬地方士紳上總體做的還可以。

    甲申年的崩潰與其說是考掠不如說是戰略上的決策失誤。

    畢竟伴隨著的對復社在京青年才俊的招攬工作成效很大，連復社頭面人物周鐘都為大順起草南征檄文，說煤山戰神是“暴比桀紂”。

    領袖層面，李自成其實個人魅力和才能都還可以，禮賢下士，寬以待人都做過，即使極為抹黑他的明史也承認他生活簡樸能和士卒共甘苦。

    而阿洪無論中外留下的記載中形象好像都不怎么樣蘭貴人治國不行，但政治手腕其實沒得黑，在八旗勛貴、漢人文官、保守派、洋務派幾個雞蛋上跳舞維持平衡。

    但另一方面，她本身對權謀的渴望對國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典型就是庚子國亂。

    換愛新覺羅上來，還真不一定能在那么復雜的政治環境下維持下去，事實也是如此。

    而明思宗的手腕、用人、政策確實就是兩個字——操切。

    最后一點則是太平天國雖然還是在古代農民起義的框架內，但已經有了新時期革命的萌芽，因此并不適合和明末農民起義在內的古典農民起義做成敗比較。

    太平天國對意識形態構建、傳播和利用的重視，其實和傳統宗教起事，比如義和團，是有顯著區別的。

    太平天國與西方交流后擬定的現代化藍圖指出了傳統道路外的另一種可能，這都是極有意義并且在未來以不同程度重現的事情。

    太平天國雖然沒能推翻清政府，但它后期推行的反清民族主義宣傳，以及間接推動漢人地主掌握大權，都為清王朝的最終垮臺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李自成攻克北京就是明末農民起義的輝煌巔峰了，之后因為急功近利導致被八旗大軍入關摘桃了。

    可以說，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卻標志著新時代的黎明。

    李自成推翻明朝北京中央政府雖然成功了，卻是明末農民起義悲劇的開始。

    因此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誰更成功，還真說不好。

    說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下大棋的都屬文盲，絕無例外。

    為什么呢，很簡單，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不是天啟四年和東林完全決裂之后，而是泰昌元年朱由校登基后不久。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為東宮。

    是時逆賢尚列庫銜，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

    一個在1620年8月還只是名列甲字庫庫銜，之后也不過是東宮典膳局官的貨色，在天啟即位后可以說是火箭一般的躥升以御馬監太監魏進忠提督寶和三店。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條及先帝即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冒嫉，于乾清宮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哄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

    是時逆賢已升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升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并跪御前聽處分。

    從泰昌元年八月的東宮典膳局官，到泰昌元年末，魏公公這貨已經從東宮典膳局官先提督寶和等三店，之后又升司禮監秉筆掌惜薪司。

    按劉若愚的說法，天啟初年逆賢即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督寶和等店。

    司禮監秉筆這種例由文書房宦官任的機要職位，魏公公在短短幾個月就當上了。

    即劉若愚所謂：逆賢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筆，凡不識字而躐躋秉筆者，穆廟時孟沖、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

    這種躥升速度和破格提拔，顯然不是魏公公自身能力有多高，而是魏公公從小服侍熹宗，而作為東宮舊監，魏公公從熹宗那里得來的回報。

    同樣是司禮監大太監的劉若愚筆下記載的魏公公和熹宗小時候的情形。

    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后，生母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夤緣入宮，辦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

    魏公公和朱由校的聯系，最初是魏朝引進，魏公公則為熹宗及其生母王才人辦理膳食而搭上的。

    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為名，于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醯醬或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之，而轉獻先帝以固寵也。

    萬歷時宮祿不恒給，皇孫苦之。諸閹戲曰：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飲啖，中其欲。

    魏忠賢必然能依靠這種機會時常與幼年時的熹宗常常親近，為其進獻各種玩物，與其奠定一定的感情基礎，這是外廷的官僚無論如何無法比擬的。

    實際上，從之后熹宗自己所說之話，也能感受到熹宗對魏忠賢的感情。

    忠賢事皇考于春宮時，朕在襁褓間，便賴護衛，迨圣母升遐后，朕殷憂危險，皆所飽嘗，服食起居，總忠賢是賴。

    當皇考彌留之際，曾云：內侍忠直，不避行跡，獨此人耳。

    由此可見，魏公公的步步躥升，既不是什么下大旗，也不是什么能力出眾，本質就是青宮舊監，有護理之功，作為熹宗的心腹太監而被逐步提拔。

    與其可以類比的是熹宗朱由校他爹，光宗朱常洛提拔的鄒義。

    初萬歷庚申秋，神廟賓天，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邸勞久，升秉筆掌東廠兼尚膳監印。

    一朝天子一朝臣，鄒義能升到司禮監秉筆掌東廠監掌尚膳監，靠的就是在朱常洛潛邸勞久。

    同樣，魏公公能在短時間內升司禮監秉筆掌惜薪司兼提督寶和三店，靠的也是在朱常洛、朱由校潛邸勞久的緣故。

    魏公公勾搭上客氏，并一腳踢開其恩人魏朝，之后正大光明的與客氏來往，也進一步增加了其在熹宗心里的分量。

    原因也很簡單，客氏對熹宗太過重要，甚至難舍難分，其原因多樣，但主要仍不外乎客氏從小照顧熹宗起居。

    可以從熹宗的敕諭里看出其對客氏的感情。

    兵部等衙門接出圣諭：蓋聞侈功篤物，朝廷有崇報之章；恩澤溥頒，臣下無向隅之念。朕昔在襁褓，氣稟清虛，賴奉圣夫人客氏事事勞苦，保衛恭勤。不幸皇妣蚤歲賓天，復面承顧托之重。凡朕起居煩燥，溫饑暖寒，皆奉圣夫人業業兢兢而節宣固慎，艱險備嘗，歷十六載。及皇考登極匝月，遽棄群臣，朕以稚齡，并失怙恃。自纘承祖宗鴻緒，孑處于宮壸之中，伏賴奉圣夫人倚毗調劑，苦更倍前。況又屢捐己俸，佐橋工、陵工，助軍鼎建。逆想青宮夙績，曾成鞠育渺躬，加以累次急公，而懿德益茂。亙古今擁祜之勛，有誰足與比者？外廷臣庶，那能盡知。簡在朕心，于茲十七載，蓋未忍一刻忘也。今朝廷三殿慶成，捷音迭奏，朕感今懷昔，加尚良深。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奉圣夫人可特加恩蔭，用彰殊典。該部即便議擬安確，速奏聞，以昭朕與念今簡元功、恪遵皇妣顧托至意。特諭。

    看這份敕諭，再聯系一下之前熹宗對魏公公的描述，那就很簡單了，這就是對奶爸和奶媽的感情，這種從小到大的感情，不是外廷幾個大臣隨便彈劾一下就可以改變的。

    熹宗對魏忠賢的獎勵也不是天啟四年之后才開始的，泰昌元年九月，就廕其兄魏釗為錦衣衛正千戶，天啟元年正月因魏忠賢侍衛之功，于陵工完成時敘錄，當年九月敘功，熹宗還特地除高時明之名，而敘魏忠賢，被魏忠賢辭免。

    天啟二年正月、天啟三年七月又敘功，可想而知熹宗對魏公公的寵信。

    此外，彈劾魏忠賢也不是從天啟四年六月開始的。

    泰昌元年九月，楊漣就彈劾魏忠賢參與盜寶案，后被查出魏公公和這個案子沒有關系。

    接著劉宗周、周宗建、王紀、方大任、王心一等都接二連三彈劾魏忠賢、客氏等。

    魏公公在內廷是越做越大，天啟三年下旬又兼掌了東廠，反而是劉一燝、周嘉謨、王紀等紛紛去位。

    東林在外廷盈朝的時候，絲毫抵御不住魏公公在內廷的盈朝。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升梁棟、諸棟、史賓、裴昇、張文元為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熹廟張后之劉克敬于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斥掌東廠之沈蔭而畀宋晉，驅逐大臣王紀。

    顧秉謙看向韋寶的眼睛，韋寶的目光很清澈。

    “你真的愿意放棄海防總督衙門，讓旁人出任總督？你什么都不要，只想讓大明湊集到銀子？”顧秉謙疑惑的問道。

    “自然！”韋寶道：“我對陛下，對大明忠心耿耿，日月可鑒。”

    顧秉謙點了點頭，對韋寶的印象大為改觀，還真看不出來韋寶居然是一個忠臣？

    貪歸貪，但并不是所有的貪官都不忠誠的。

    顧秉謙見過的官員太多了，包括他自己就是巨貪，但是顧秉謙認為，該為大明效忠，為陛下效忠的時候，他顧秉謙也不會比旁人差！

    “爵爺，要不然這樣吧，老夫與你聯名上奏，你看怎么樣？”顧秉謙退了一步，被韋寶說動了。

    韋寶笑了笑，給顧秉謙講了一個有關于大秦帝國戰神白起的故事。

    戰神白起以16萬的秦兵包圍45萬趙軍，殺25萬，降20萬而這20萬降卒盡數被殺。

    白起自己不愿，也不忍殺降卒，但在王命不可違的情況下又不得不殺。

    此且不說，但當他想乘勝攻取邯鄲，消滅趙國的主張遭到秦昭襄王的否決，半年之后秦昭襄王又要他重新帶兵攻打邯鄲，他審時度勢，認為時機已過，出兵必敗，昭襄王不聽，果然損兵折將。

    昭襄王再次請他出征挽救敗局，他說：為將者，明知戰不能勝，卻還要犧牲士兵生命，他不能這樣做。

    此后，無論是丞相范睢威脅利誘也好，王上施壓督促也好，他都推脫不去。

    一個專制王權下的臣子，能夠這樣愛惜士兵生命，為了秦國的國家利益，百姓利益以及王上的長遠利益，如此不顧個人安危，實乃古今罕見，難怪他能成為戰神。

    戰神者，能夠把國家利益和士兵生命放在首位，審時度勢，依據實際不受干擾的做出正確決策。這是基本規矩。

    昭襄王關注的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然而，作為一國的至高無上的王，秦昭襄王更重視的是自己的權利，重視的是臣僚對自己的忠誠，對自己的絕對服從。

    至于國家的利益，民眾的利益，士兵的生命，那都在其次。

    面對戰神白起對戰爭前景的透徹分析，他顯然知道戰神是正確的，但他惱火的是你白起口口聲聲的秦國利益，士兵生命，“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歷史的真實究竟是否這樣，想不探究。

    儒教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

    王永遠高于臣民，重于社稷。也許劇作者對此不滿，所以塑造了這樣一個情節。

    登上社會巔峰的統治者，極少有把民眾和國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

    出身草莽的大明太祖誅殺功臣，想的就是為自己的兒孫穩固最高地位。

    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最高地位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擔心的是武將們像他一樣發動兵變。

    就是那個世代頌揚的李世民，他也只是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因而對“水”實行寬松政策，又何曾把民眾利益國家利益放在前面？

    為官之道，要把掌權者的利益，尤其是最高掌權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官場的潛規則。

    忠臣終究都輸給了奸狡。

    秦昭襄王與范雎君臣單獨對話，秦昭襄王明確的說范雎是陰險奸詐的小人，但卻表示自己喜歡范雎，原因是范雎能夠絕對的服從他，投他所好。

    這就是掌權者與奸狡小人的關系。

    但忠臣就不一樣了。

    戰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劍影中拼殺出來的，他的戰神名聲是靠他浴血奮斗出來的。

    因此，他認的死理就是國家社稷的利益，是士兵的生命鮮血，是顛撲不破的戰爭規律。

    這樣的良臣，從來都不招掌權者的喜歡，但掌權者又迫于形勢需要不得不用。

    一旦掌權者認為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這些良臣就會被棄之若破履。

    司馬遷筆下的“飛鳥盡，良弓藏，走兔死，獵狗烹”就是這個意思。

    戰神白起在王親自登門也不肯出征的情況下，先是被解職，后是賜死。

    戰神白起靠的是百戰百勝的能力，范雎靠的是巴結逢迎的嘴皮。

    能力斗不過嘴皮，戰神良臣敗給奸狡小人。

    縱觀歷史，這也是一條規律。

    忠臣，忠于誰？

    中國的傳統思想把“忠”作為極為重要的道德要求全體國民，中國歷史充滿了對忠臣的歌頌和褒揚。

    表面看，這是絕對的正能量。

    但是戰神白起的死明確不過的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臣子應該忠，但應該忠于誰？

    忠于國家，忠于人民，還是忠于皇帝或國王一人。

    儒教傳統特別強調“君君臣臣”，強調“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提倡的“忠”至始至終都是對最高統治者皇帝或王的忠誠，而且這種忠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怕這個君是倒行逆施的昏君，暴虐無道的民賊。

    所謂“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其實就是提倡的這種毫無道理的忠。

    最典型的是“趙盾弒君”案。

    一個不理朝政、沉湎歡樂，草菅人命，以殺人取樂的暴君。

    他不顧百姓死活的搜刮民脂民膏來裝飾他的宮殿。

    在宮殿上公然以強弓硬弩射人取樂，因為煮出的熊掌不對他的胃口就殺了廚師，寵信佞臣而殘害忠良。

    托孤老臣趙盾勤于政事、為民做主、克己奉公，多次規勸竟遭到他的厭惡，便派武士鉏麑刺殺趙盾，鉏麑佩服趙盾忠心，觸槐而死，以表自己不能殺忠臣，也不能違背君命。

    刺殺不成，就想在酒宴上殺死趙盾，武士提彌明犧牲自己救下趙盾。

    趙盾為了避禍逃出晉國避禍，走到半路就傳來了趙穿殺死暴君的消息。

    晉國臣民都為此慶幸，但史官董狐在史書上卻記下了“趙盾弒其君”并公示于眾。

    孔子就明確的評價董狐正直，批評趙盾是“弒君”的亂臣。

    這就是儒教的忠誠觀。

    皇帝可以無道臣民不能不忠。所謂忠，就是忠于君，而不是忠于國，不是忠于民。

    戰神白起處處為秦國秦人著想，忠心耿耿，毫無二心。

    但他的悲劇恰恰就出現在他的忠心耿耿上。

    他忠于的是大秦這個國家，他愛護的是秦國人民、士兵的生命，是國家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正好犯了君王的大忌。

    站在獨裁者君王的角度，你越是對國家社稷忠心耿耿，越是對國民百姓忠心耿耿，你就越是讓君王不安。

    道理很簡單，你今天為了國家人民能夠抗命，明天就可能為了國家人民反對甚至背叛國王。

    正因為如此，戰神白起不能不死，非死不可。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亞圣孟子的這個觀點只是說說而已，縱觀中國歷史，歷朝歷代那個王朝實行過。

    那個所謂大儒執行過。

    公認的愛國忠臣岳飛，他是抗金名將，但他的抗金絲毫沒有為人民為國家的意思。

    史實明擺著，為了君王的統治，他可以將已經收復的失地放棄，率領岳家軍離開抗金前線去洞庭湖殘酷的鎮壓農民軍。

    在鎮壓農民軍之后，他再次北伐，朱仙鎮大勝之后，金人膽怯，敵占區人民紛紛起兵響應，形勢一片大好，但他卻又因為皇帝老兒的金牌圣旨放棄了所有收復的土地，把大兵撤回江南。

    他對趙宋皇帝夠忠心的，至于國家民族，還有金人鐵蹄踐踏下的人民，還有抗金戰爭中犧牲的無數將士，他才不關心呢。

    但就這，他還是被宋高宗趙構處死了。

    趙構的祖先曾有規定，七品以上的官員都不能處以極刑，縱觀趙宋王朝歷史，岳飛是唯一被處死的國家大員，而且是非常詭異的罪名——莫須有。

    莫須有說白了，就是因為岳飛說過“直搗黃龍，迎回二圣，徽欽二帝，這二圣可能威脅到高宗的地位。

    觸犯了最高統治者的利益。

    岳飛尚且如此，帝皇又豈肯容忍任何把民和社稷放在自己之前的臣僚。

    顧秉謙聽韋寶說了一大篇，暈頭轉向，“你什么意思？爵爺你聰明絕頂啊，你怕被人說，想讓我一個人頂鍋？”

    “只能是首輔大人一個人頂鍋呀，否則我就一個人單獨上奏了。”韋寶說的有點理直氣壯。

    顧秉謙差點沒有暈倒，“憑什么我一個人頂鍋，這本來就是韋爵爺你一個人想出來的主意，與老夫毫無關系，老夫肯與你一同上奏，這還不算幫你嗎？你卻想著讓老夫一個人頂鍋，實在是說不過去了吧？”

    “首輔大人啊，合著我說了半天，你沒有聽懂啊？”韋寶笑道：“我知道這事情是犯忌諱的，會得罪天下地主，也犯了陛下的忌諱，提出這道奏本，提出這些解決問題的法子，等同于把大明水師都集中了。所以，這事是有很大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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