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西北流民成軍，聲勢愈大，過黃河，號為黃金軍，入河南。

    七年，以陳奇瑜都督五省拒之。九年，張獻忠入四川，建號。

    因以黃金軍入蜀，故稱黃蜀。

    十一年，各軍剿黃金軍頗得成效。

    十二年，孫傳庭總督西北。

    十四年，李自成整合黃金軍余部，進逼洛陽，孫傳庭以秦軍力拒之。

    健康十五年，后金犯錦州，以洪承疇督薊遼拒之。洪持重緩進，兵部有主張速戰者，為吳襄呵斥。

    后金師久無功，終于退卻。洪部亦歸。

    十七年，李自成、秦軍對峙潼關。吳襄及家眷歸遼，為人襲殺。

    襄子三桂接掌禁軍，徹查此案，誅故首輔周延儒、兵部尚書陳新甲等數百人。

    太子奔南京，號召南京討明賊吳三桂。史可法出師北伐，不利。

    洪、孫諸將勸和。太子自號監國，以史可法為兵部尚書，東南自保。

    中原、黃蜀、江東三足之勢初成。

    呵呵，隨便幻想歷史。

    不過，反正天啟皇帝朱由校不死的話，大明沒有那么快倒臺是肯定的。

    因為，以天啟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賢這對黃金搭檔，如果時局真的不濟，跑路是很有可能的。

    事實上，如果崇禎肯跑路，大明也同樣能續命，怎么樣都不會讓建奴那么容易過長江。

    有長江天險，建奴沒有水師。

    有號召力的皇權，各地不會大亂。

    有水路縱橫的大縱深地帶，建奴還真沒有那么容易得到大明這個超級大禮包。

    對天啟皇帝的評價，不管是太正面，還是太反面，韋寶都覺得不合理。

    天啟皇帝的好學勤奮和對軍事邊防的強烈興趣。

    主流歷史輿論一直給后人灌輸印象就是，天啟大概是一個只會做木匠的白癡皇帝，還是個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樂。

    但《明熹宗實錄》不是這樣，事實也不是這樣，韋寶就有直接的話語權，人家天啟皇帝朱由校是愛思考的人，就憑這一點，這個人是肯定聰明的。

    實錄中記載天啟皇帝御文華殿講讀的記載比比皆是，對軍國大事親自發表議論更是史不絕書。

    從真正嚴肅的史料來判斷，天啟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頭腦也是聰敏的，他對軍事、對用人的許多意見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啟皇帝因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說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制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談》記載的源頭又當是出自明太監劉若愚在崇禎年間寫成的《酌中志》一書。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涌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于下，借水力沖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贊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涂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圣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靈手巧，善于機械設計，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這方面的天才是事實。

    但說天啟皇帝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這不過是輾轉傳聞之后，對事實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說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

    所謂太阿之柄下移不過是劉若愚自己的揣測。

    天啟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東林黨的處境慘了一點，也就難怪天啟被丑化成極度無能不堪。

    劉若愚在寫《酌中志》的時候，正是崇禎時期被關入獄中，本身為了急于脫罪，撇清和魏忠賢等的關系，也就難免順著當時的主流輿論說天啟喜歡做木匠，而讓魏忠賢竊權了。

    但從更嚴肅一點的歷史資料來看，天啟絕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聵無能只會做木匠的皇帝。

    以清修《明史》說，盡管在本紀里對天啟極盡丑詆能事，所謂“重以帝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點真實情形的。

    比如在明史孫承宗傳里提到“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

    給皇帝講課不是能隨心所欲的，內容都是有規定的。

    不象說書先生一樣，光撿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開心的故事講就行了，其基本內容還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經典著作上。

    孫承宗課講的好，固然是一方面。

    天啟皇帝能聽這種課程，聽的很開心，那也絕對是一有靈性的，頭腦聰敏的好學生。

    同樣是《孫承宗傳》里還有一處記載，也表明天啟皇帝除了對做木匠感興趣之外，還對一件事情很感興趣。

    “帝好察邊情，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

    一般來說，皇帝對于邊情，聽官員的奏報也就可以了。

    但天啟皇帝顯然對軍事邊防的興趣并不僅僅限于例行公事的聽奏報，而有更大的主動性，積極性。所以才會另外專門派遣東廠人員去探聽邊防情報。

    而這種積極主動的情報意識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備的，看看后來袁崇煥、王洽等人在情報工作上的麻木無能就可見一斑了。

    那時候的天啟皇帝也不過十六歲而已，換現在也就是一個高中生差不多，這就更難能可貴了。

    當然《明史》的記載畢竟是只鱗片爪的，要想對天啟有更全面的了解，還是要看熹宗實錄。

    天啟元年十二月的時候，內閣首輔葉向高曾經給天啟皇帝上疏說：“我皇上聰明天縱，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嘗朝，既是套數具文，無關于政事。而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義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也就是承認天啟很勤奮，經常上朝，也經常聽講。

    接下來他又擔心皇帝退處深宮，會荒廢時間。但看見天啟批閱奏疏的時候，會經常傳諭，說明天啟即便在宮內都是非常留神關心國事政務：“嘗見皇上發擬本章，每多傳諭，以此仰窺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傳諭內容過于瑣細，要一一回復，對大臣來說也過于繁瑣了，感覺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輔弼之職”。

    對此葉向高提出批評，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進。另外還提醒皇帝，在平時休閑的時候也要注意學習，不要浪費時間：“皇上尤于燕閑游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蒼生之大幸也。”

    天啟皇帝的回復是：“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史及祖宗訓錄，兼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卿為輔弼元老，正賴責難陳善，匡朕不逮。覽奏具悉忠悃。”

    也就是說他在宮里，每天都在批閱文件，都在閱讀經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時事，并沒有太多空閑的時間。

    盡管如此，還是很感謝葉向高能夠提出批評建議。

    能做到這點，不說有多優秀，至少算是優秀皇帝行列了。

    可沒有多少太平盛世的皇帝這么勤奮的。

    在軍事問題上，天啟的見識比袁崇煥和孫承宗要高明。

    從天啟皇帝對許多問題的批示和處理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見識能力，有時候還在他的那些臣下之上，甚至是他的老師孫承宗之上。

    在天啟六年十一月的時候，袁崇煥曾經上奏疏吹牛，依靠在關外修城屯田，就能夠讓后金投降。還對魏忠賢大拍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為臣成擒矣。況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那時候我們主要重點是在袁崇煥給魏忠賢拍馬屁的無恥行徑上，所以沒有詳細引用天啟皇帝的批復。

    而天啟皇帝對袁崇煥這份奏疏的批復詳細摘錄是：“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著從容議行。但向后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戰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一切事宜，該撫悉心區處具奏。這本內說，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諸臣諸不樂聞。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這里天啟皇帝對袁崇煥的大話以及給魏忠賢拍馬言辭沒有絲毫順應，相反針對他的大話吹牛，接連發出了六個排比質問。

    這一連串極為具體的質問，把袁崇煥的牛皮戳的體無完膚。

    而且最后更是明確告誡袁說：“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要他還是老老實實做好實事再說，少來這些大言不慚的把戲。

    這份批復只能是出自于天啟皇帝自己的手筆，那些閣臣誰敢在一份對魏忠賢諂諛獻媚，歌功頌德，報告形勢大好的奏疏的批復中，對魏忠賢只字不提，反而大潑冷水？

    而魏忠賢對一份邊臣，領兵官員給自己拍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會趁熱打鐵，籠絡唯恐不及。又怎么會如此不解風情的澆冷水，言辭訓斥。

    只有天啟皇帝自己，才會給出這樣的批復。

    而這個時候的天啟也不過才21歲而已，嘴巴上的毛都還沒有長齊。

    說明天啟皇帝朱由校的思維周密程度，頭腦清醒冷靜，都已經遠在中年人的袁崇煥之上了。

    天啟四年的時候，毛文龍的一份塘報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報后金和蒙古人勾結，有繞道薊鎮攻入關內的圖謀，需要嚴加提防。

    《明熹宗寶訓》卷四一段，天啟皇帝給內閣的訓示，恰好就是天啟皇帝對毛文龍塘報的反應，顯示出他對毛文龍情報的高度重視：“上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塘報，準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首級，得獲韃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呈稱奴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長驅，為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途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御，謹慎備嘗。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進貢出入進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并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所歸。特諭。”

    而當時天啟皇帝的老師孫承宗的反應卻是很麻木遲鈍：“奴狡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由他道，便可緩防，以為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皇上自為社稷遠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頓壞于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皇上特敕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

    兩相對照之下，顯然天啟皇帝的見識比起他的老師孫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從天啟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進半步，反而不斷退縮，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啟皇帝運氣好。

    天啟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的原因也不是亂來的。

    至于從天啟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賢對東林黨人進行嚴厲打擊，這個恐怕不能完全說成是受魏忠賢操縱愚弄的結果。

    一定程度上天啟面臨和他的爺爺萬歷皇帝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這樣下去的話，國家的行政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以及人事牽掣造成的內耗確實太大了。

    天啟確實也頭疼的很。

    天啟二年二月的時候，明熹宗實錄里有這樣的記錄：“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嗚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后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

    當時遼東剛剛潰敗，全遼喪失，而那些言官們還在不停的爭吵，十六歲的天啟皇帝實在是不堪其擾，只能訓斥他們別再吵了，現在國事都危急到如此關頭，你們還要這樣爭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過了兩個月，事情還是沒有好轉，那些官員還是成天說空話，噴口水，扣帽子，亂吵架。

    天啟皇帝只能再次訓斥：“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旨，不許擅出私揭。昨覽報，又見揭帖，顯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噪，囂訟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論難泯，自奴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涂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使經撫不和，故將遼左疆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深痛恨。新進后輩，遽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亂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

    也就是說他上任當皇帝以來，一直兢兢業業，操勞國事，而你們這些官員在干什么？叫你們不要再互相攻擊爭吵了，你們還要爭吵？再這樣下去，絕不姑息了。

    可實際上，我們看熹宗實錄，后面這類官員爭吵的記載還是依然如舊，常常是長篇累牘的奏疏，我攻擊你，你攻擊我。我給你扣帽子，你給我打棍子。

    天啟皇帝忙著勸架當和事佬都來不及。

    但對相關官員的責罰仍舊是非常輕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幾個月俸祿了事。

    應該說在和平時期，這樣吵一下，也無傷大雅，反而是政治寬容民主的表現。

    但明朝當時已經是戰爭時期了，還這樣吵來吵去，罵來罵去的，確實要壞事。

    天啟皇帝頭疼萬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終無法下辣手來整治。

    到天啟四年，東林黨楊漣等人上疏攻擊魏忠賢，非要置魏忠賢于死地，恰好讓事情發生了轉折。

    說起來這又是東林黨自找的，因為那個時候魏忠賢也并沒有做什么壞事，而楊漣等人卻已經象打了雞血一樣，將之看成似乎比努爾哈赤還要可惡的對象，咬牙切齒的羅織罪行，非要滅之后快。

    天啟皇帝當然不愿意魏忠賢被處死或流放，而魏忠賢為了保命也要自衛。

    這樣一來，天啟就加大了魏忠賢的權力，讓他去對付東林黨了。

    就這樣，原先天啟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來做的事情，魏忠賢全給做了。

    天啟索性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魏忠賢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和無數罵名去把東林黨的清流壓制下去。

    但可以說東林黨被打下去的結果，絕不是天啟因為怠政讓魏忠賢操縱的結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賢被天啟皇帝和部分反對東林黨的文官利用的結果。

    天啟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爺爺萬歷皇帝那樣用太極推手，用部分罷工的方式以柔克剛。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就只能用這種辣手了，這并不是他情愿的結果，而是處在他的位置上，為國家百姓利益考慮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啟皇帝重感情、重親情的性格特點，也注定了他不是一個狠角色。

    天啟可以說在歷史上的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極為仁慈寬厚的一個，他幾乎對自己身邊的所有人都很好。

    只要能與天啟搭上關系，在天啟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大臣不必擔心伴君如伴虎。

    天啟皇帝朱由校對自己的老師好，對自己的弟弟好，對自己的老婆好，對自己身邊的仆人好，對自己的奶媽好，他對身邊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感情。

    對自己的老師好，在《明史》孫承宗傳里就說的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離講筵”，“先已屢加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

    天啟五年，熹宗最終同意孫承宗辭職，其實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師的考慮。

    這回朱由校招韋寶入京，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是想和韋寶具體談一談遼東問題，也就是遼東誰當家的問題。

    其實朱由校已經想好了讓孫承宗歸隱了，想問問韋寶的意見。

    另外就是朱由校這個時候想到關外看看，順便幫韋寶主持與趙金鳳的婚事，還不是他一個人能做主的，有很多阻撓。

    畢竟邊事兇險，而孫承宗推薦的馬世龍剛剛吃了敗仗，朝廷內官員紛紛彈劾，萬一再有個閃失，按照明朝的國法，就算天啟想要袒護自己的老師都是不行的。

    所以朱由校想索性同意孫承宗辭職，賜予各種頭銜榮耀，榮歸故里，也算是對自己老師一片報答之情了。

    至于天啟皇帝對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記載：“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顧幾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廠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憒憒，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這里王體乾說“上凡事憒憒，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中的“凡事聵聵”不能理解成說天啟昏聵無能，而是說天啟在許多事情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魏忠賢鬧去。

    朱由校對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檢和自己的妻子張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體乾告訴魏忠賢，就算用謀反這樣的事情也是搬不動信王和張皇后，一旦天啟皇帝生氣追查誰在誣陷自己的弟弟，那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這種記載里有幾點是值得注意，首先當然是天啟皇帝對自己親人感情深厚，不為讒言所動的態度。

    其次是從天啟皇帝和張皇后的對話，也可以看出所謂熹宗不讀書說法的荒謬。

    從王體乾說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可以看出天啟皇帝絕對不是后世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無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非常卓越。

    盡管魏忠賢大權在握，但是只要天啟一發威，即便僅僅是可能性，仍舊足以讓魏忠賢等人感到害怕。

    天啟對魏忠賢的態度，對客氏的態度是眾所皆知的。

    天啟對所有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說這些人都是因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馬屁，所以他才喜歡他們云云。

    至少從他對自己老師孫承宗，以及對自己弟弟朱由檢的態度來看，確實出于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開始他對朝廷官員的態度也是很好，這些官員互相爭吵，互相攻擊，以及對他本人的批評指責，他也都是用很溫和的態度來對待回應。

    后來是實在痛心于國事，在這些自命為正人君子的官員爭吵中越搞越壞，也不滿于東林黨動輒盛氣凌人，要殺這個，要殺那個的。

    所以才放縱了魏忠賢施加辣手打壓東林黨人。

    明末被丑化的不僅是天啟皇帝一個人，后來的崇禎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沒有幸免。

    崇禎處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來嚴格執行的，并沒有把個人意志凌駕在法律之上，結果被誣蔑成了濫殺大臣。

    至于崇禎內帑空空如洗，結果卻被造謠說有七千萬兩白銀在內帑里舍不得用，說崇禎是守財奴云云，更是顛倒黑白到了極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厲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一些假專家會根據明末的史料記載，指責弘光昏庸無能，麻木不仁，放縱酒色，致死多人。

    所以弘光是“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呆，楊廣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癡如劉禪，淫過隋煬”，“質性暗弱，有蜀后主、晉惠帝之風，而荒淫過之”。

    而實際上朱由菘是這樣的人嗎。

    黃俶成寫的點校說明對李清和他的《南渡錄》做一下簡單的介紹，李清，弘光時官至大理寺左丞。

    他寫有多種反映明末歷史的著作，除了《南渡錄》之外，最著名的還有《三垣筆記》。

    “清修四庫，首禁李清之書”，“李清治學謹嚴，持論平允，史家甚重其書，惜不易得睹”。

    “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參決，故記述多為親睹親聞，較他書為詳，且無明季門戶之見，是南明史籍中較重要的一種史料”

    “民國初年，俶成（應當就是指點校者黃俶成）母親在李詳，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師，嘗聞這部拼著身家性命保存下來的著作失而復得。1938年，中央大學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縣葛小嚴家得閱李清《南渡錄》原稿，并并有李詳之跋，驚喜不已，嘆為南明史料中之至寶”。

    《南渡錄》一共有十二種抄本，黃俶成點校本就在多種抄本基礎上參校而成。

    根據李清的記載，所謂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為了制作藥云云，純屬胡扯：“如端陽捕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言，且謂**季女，死者接踵。內外喧謗罔辨也。及國亡，宮女皆奔入民家，歷歷吐狀，始得其實。”

    也就是端陽節捉蛤蟆，這是宮中的舊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來的名堂，卻被一些人借題發揮成潑在弘光上的臟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謠言造的很厲害，許多人也信以為真，等到了南京淪陷，宮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宮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說出來，才真相大白。

    這些潑在弘光皇帝頭上的臟水，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不但沒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錄》中說弘光帝：“燕居深宮。每徘徊詫嘆，謂諸臣無肯為我用者，于吳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連宮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親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當寬厚仁慈的一個人，本來在崇禎殉國之后，崇禎的幾個兒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順序是理所當然的。

    但由于萬歷時期，東林黨和老福王的恩怨，東林一系的官員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編造出了朱由崧所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狀。

    他們當然和朱由崧沒有親自接觸過，這純粹是由于因為政治動機編造的謠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個什么態度。

    李清的記載是，“上寬仁，即位后從不追究，一日，閣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員，曾任大理寺左丞，對許多事情都是親歷親見，他記載的史料價值遠比那些道聽途說，輾轉抄襲的要高得多。

    事實上也不單是李清，同樣在弘光一朝為官，和弘光皇帝親自接觸之后的東林黨人錢謙益，也有詩句表達對潑在弘光皇帝身上謠言的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豈有庭花歌后閣，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風羯鬼靈。奸佞不隨京洛盡，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時間內覆滅，以史可法為代表的東林黨一系的官員難辭其咎。

    他們因為萬歷時期和福王的宿怨，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編造了大量關于朱由菘的謠言，所謂的“七大不可立”罪狀，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極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從繼位一開始就喪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導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內斗不止。

    而清軍能毫不費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當時明軍大將左良玉，聽信東林黨編造謠言而對弘光帝極度不滿，打著肅清朝政的借口發動內亂，置防清重任于不顧，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馬士英為了抵御，也把軍隊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內犯上了。

    要說南明覆滅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無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聵糊涂也就罷了，但大量官員包括東林系官員，在和弘光帝有親身接觸之后，扭轉了自己的偏見，在自己的記錄里澄清了真相，還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許多局外人，沒有親睹其聞，依舊把憑借道聽途說的流言誹謗當成事實傳播。

    許多歷史學者寧愿采信那些荒誕不經，聳人聽聞的傳聞流言，而把最為可靠的李清等當事人的記載當作完全不存在一樣，置之不理。

    說弘光才能平庸軟弱，也就罷了。非要造謠說他荒淫、童女，還把這種謠言當成確鑿無疑的事實來對待。

    當然如果真要這么認為也可以，那就正視南渡錄中的記載，正視錢謙益的記載，拿出有說服力的事實根據進行駁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經明確有當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況下，就全當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認，也不反駁，還把那種謠傳作為真實到處散播，只能說這些人是缺乏基本歷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當時的記載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和記載，有說好的，有說壞的；有平實的記載，有夸張的記載；有親自接觸和認真考證后寫下的記載；也有道聽途說的流言傳聞。

    到了現代，越是那些夸張的、離奇的、荒誕的、古怪的記載，越是被主流歷史輿論當成是事實。

    似乎許多歷史學家都是用一種小報記者窺伺明星隱私桃色新聞，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來對待明代歷史，唯恐記錄不夠夸張不夠離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顯得平淡客觀的記載被棄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樣。

    以這種方式從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開始，一直到萬歷皇帝、天啟皇帝、崇禎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個遍。

    如果有人指責他們的話，他們還會振振有詞的反駁說，我們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記載和議論，你有什么資格來指責。

    當然也許這也不能全怪現代的歷史學家，這種做法也是有歷史淵源的。在梁頌成編輯校訂的《楊嗣昌集》的前言中有這么一段話：“《四庫全書答問》談到乾隆帝編纂全書的私意的時說：‘對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種種失德之記載，使之隨古人名著，共傳于后世，以永播其惡于人間。’

    顯然如果刊刻楊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揚了朱明大臣之長。

    于是《楊文弱集》被奏繳并列入禁毀書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編定的《楊文弱先生集》也便沒有了付梓的機會”

    豈止是《楊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歷史真相，洗清那些潑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詞的書籍，比如李清的《南渡錄》，錢謙益的著作詩集都在清代屬于禁毀之列。

    乾隆皇帝再提到李清時的咬牙切齒：“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章憲典。今其身幸逃顯戮，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毀，以杜邪說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誕不經的毀謗污蔑明代君臣的記載倒是通行無阻廣為流傳。

    丑化明代歷史的記載中有相當大部分都是虛假經不住考證的，就說光以這種手法來對待一個歷史時期，本身就是極度卑劣的行徑。

    等韋寶到了京郊驛站，已經有驛臣趕緊報之等著迎接韋寶的一眾官員。

    本來韋寶還打算在京郊驛站住一晚，明天大清早在入京的。

    不過以顧秉謙、魏廣微、黃立極、馮銓和丁紹軾為首的內閣大臣們都來了。

    還有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這樣的權臣，以及文武百官都來迎接韋寶。

    韋寶也沒法住一晚了，趕緊上前相迎。

    “使不得使不得，爵爺快快免禮。”顧秉謙是很會做人的，離著老遠就高聲叫道。

    韋寶依然恭恭敬敬的行禮，不敢稍有怠慢。

    想起這才年尾，年初的時候，自己入京，還只是一介舉人，舉人還是混來的。

    那時候這些閣臣對自己可沒有客氣啊。

    這一年變化很大，閣臣本來還有幾個人，都是東林黨的大臣，已經致仕回家了。

    像是朱延禧和周如磐，都是韋寶入翰林院的恩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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