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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鹿鼎記 - 【四百六十六 吳襄楊麒到】字體大小: A+
     
    ?    “不是數一數二,只怕韋寶現在的家產已經超過咱們吳家了!只要他能拿穩遼南,到時候,整個遼西遼東的世家大戶合在一起,也趕不上韋寶的十分之一!”韋寶說的有些夸張,但是韋寶真的拿穩了遼南,的確可以在整個大明排的上號!

        “好了好了,三鳳已經知道韋寶現在厲害,不會再和韋寶吵架了,去吧。”吳祖氏笑呵呵道。

        雖然吳祖氏那日接待韋寶,表面上對韋寶不咸不淡,雖然很客氣,卻并是真的很熱情。

        但吳祖氏心里是認可了韋寶的,俗話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歡喜,不無道理。

        只有老丈人才會對女婿防備心重,不停的挑刺,似乎女婿搶走了他啥寶貝,尤其是疼愛女兒的老丈人,與女婿關系處不好,很正常。

        吳祖氏本來就算清楚了這筆賬,招韋寶做女婿,比找祖可法,劃算不知道多少倍,再聽聞韋寶辦事如此大氣,更是喜歡。

        吳襄和吳三鳳親自去赴宴,這算是給韋寶極大的面子了,也算是遼西世家將門徹底認可了韋寶的地位,認可了韋寶是遼西大戶的事實!

        等他們在去山海樓的路上,收到了管家老吳從吳家底下各個商號匯總來的消息,知道韋寶今天總共花了九萬多兩紋銀,不到十萬兩紋銀。雖然沒有外面瞎傳的那么邪乎,但是近十萬兩銀子,在這么短時間內花出去,恐怕也只有韋寶會這么做了!

        吳襄和吳三鳳到的時候,正趕上指揮使楊麒和他的公子楊弘毅到來。

        這讓兩對父子都有些意外。

        永平府的知府祖光耀就是祖家的下人,看似職銜光鮮,跟實際權力跟吳襄完全沒法比。

        而掛名的山海關總兵馬世龍實際上是不長期待在山海關的,反而因為另外一個都督的職銜,長期在關外,跟薊遼督師在一起。

        所以,楊麒和吳襄,便是遼西官場上實際的老一和老二了。

        這個老一和老二,也并不分多少高下,因為楊麒是外來官員,屬于薊遼系,其實也沒有多少實權,只是代表官方罷了。到了明朝末期,朝廷實在無力供養遼西遼東的時候,索性將遼西遼東一帶的總兵都分給當地世家將門,便是這么來的。

        “吳大人好啊,沒有想到你平日深居簡出,甚少參加商賈之間的聚會,今天也來了。”楊麒笑道。

        “楊大人好,楊大人身為山海關的指揮使大人,能出席一個商賈的聚會,才叫我意外呢。”吳襄暗暗反擊道。

        倆人雖然名義上同處于山海關的官場,但是平時一兩個月也難得見上一面,實在談不上多好的交情,而且都是防衛心理很重的人,說話間,很容易就帶上暗刺。

        楊麒和吳襄說話,吳三鳳也與楊弘毅客套幾句,倆人也是完全沒話說。

        四人在一幫隨扈陪同下,由著山海樓和天地商號負責接待的人帶路,進入山海樓。

        今天可是將山海樓掌柜孫九叔給忙壞了,山海樓好久都沒有這么大的場面了。

        此時芳姐兒負責柜臺事務,孫九叔本人都親自做起了招待,不停的接待客人,并指示伙計上菜上酒,安排客人座次這些事情。

        “一二樓三樓都塞不下了,看樣子,有一大半的生意得分給別人做了。”孫九叔望著人山人海,不斷涌入的客人,又高興,又惋惜,恨不得將生意都做了才高興:“這韋公子還真的是大手筆,他請一次客,咱們一兩個月的營收銀子合起來都趕不上啊。而且這些都是有頭有臉的客人,韋公子讓咱們有多貴的酒菜,就上多貴的酒菜。”

        芳姐兒看父親興奮的巴拉巴拉說個不停,只是溫柔的笑了笑,想到韋寶,心里無限甜蜜。

        孫九叔現在已經不反對芳姐兒和韋寶在一起了,反而擔心今時今日地位的韋寶,會看不上自己的女兒,時常為當初硬要韋寶考中舉人才能讓倆人交往的事情而后悔。孫九叔還并不知道韋寶和芳姐兒已經發生過關系的事情,更不知道芳姐兒已經答應給韋寶做小妾的事兒。

        “爹,吳大人和楊大人到了!”芳姐兒眼尖,見吳襄和楊麒進來,急忙捅了一下靠在柜臺歇息的爹爹。

        孫九叔嗯了一聲,兔子彈跳一般的動了起來,急忙笑臉相迎:“喲,是指揮使楊大人和同知吳大人到了,有失遠迎,罪該萬死。”

        楊麒和吳襄看了眼弓著個背,大蝦米一般的孫九叔,都沒有吭聲,略微點個頭,便算是答復了。

        “大人們請慢走,我這就帶二位大人和公子上三樓雅間,韋公子在那兒呢,我們山海樓最好的包間已經給大人們準備好了。”孫九叔對高官冷淡的態度并不以為意,依然很是熱情,仿佛年輕伙計一般,熱情和干勁都很足,卑躬屈膝的朝前帶路。

        芳姐兒看見自己的爹爹這樣在吳雪霞的爹爹面前,心里有點不是滋味,若是沒有和韋寶在一起,以前她爹爹這樣,她不會有多少感觸。

        芳姐兒暗暗下決心,跟了韋寶之后,自己一定要在天地會混出頭,就算可能在韋寶的女人中,她的身份地位壓不住吳雪霞,但是在對韋寶的幫助上,她一定要爭一爭頭名!

        芳姐兒覺得以韋寶的聰明才干和魄力膽識,該不會完全被女人的美貌蒙蔽眼睛,也不會完全被女人的家世蒙蔽眼睛,未來的路還長,要獲得韋寶的垂青,誰能在事業上更加幫助韋寶,誰將在韋寶的女人當中占上風。

        其實芳姐兒有了這么一個打算之后,她最大的對手便不是吳雪霞,而應該是范曉琳才是,范曉琳和王秋雅、徐蕊,現在都直接在天地會內部做事,而且職務都很高!最高的是范曉琳,副總管事!

        孫九叔領著楊麒、楊弘毅、吳襄、吳三鳳等人上樓,剛到三樓最大最豪華的雅間門口,便聽聞里面一陣熱鬧的哄笑聲。

        眾人都起哄要吳三輔喝酒。

        吳三輔笑呵呵站著,大聲道:“這酒我喝了,不過我說好,這個薊遼商會的會長,可不是我要做的,是你們硬要我做的啊!而且,我以前連商會這倆字都沒有聽過。別人晉商、徽商、蘇商、贛商和浙商,都是叫商幫吧?”

        原來,眾人都在起哄讓吳三輔這個商會會長講話呢。

        韋寶笑著解釋道:“商會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一般是商人依法組建的、以維護會員合法權益、促進工商業繁榮為宗旨的社會團體法人。商會法律特征有互益性、民間性、自律性、法人性。商會是商人身份確立的過程,也是商人組織有序化的過程。商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是實現政府與商人、商人與商人、商人與社會之間相互聯系的重要紐帶。一種典型的商會是行業協會,是由同一行業的企業法人、相關的事業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自愿組成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團體。其宗旨是加強同行業企業間的聯系,溝通本行業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協調同行業利益,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促進行業發展。另一種商會是地域性的,通常由某地區企業公司、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和熱心公益的公民所自愿組成的組織。晉商、徽商、蘇商、贛商和浙商他們是以地域而來的稱呼,有很大的局限性!咱們薊遼商會,未來旗下還要創辦糧食總會,布業總會,煙酒總會這些行業商會的,比他們更細致,更科學。”

        晉商、徽商、蘇商、贛商和浙商是明朝中后期的主要商幫,一直到清末,都一直活躍在歷史舞臺上,只是贛商和蘇商后來漸漸式微。而晉商、徽商和浙商則是一直活躍的。名氣都很大!

        現在明朝的兩個最大的商人集團,便是北方的晉商和南方的南直隸商幫,而南直隸商幫其實便是由徽商、蘇商、贛商和浙商聯合組成的。他們的利益代言人便是江南文官集團,或者說,就是東林黨,東林黨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區的官員形成的。

        商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資本家為維護其營業利益組織的社會團體。旨在收集國內外市場情報,調整工商業內部糾紛,介紹進出口對外貿易并代表商人利益向政府陳述意見。

        舊中國商會創始于清末,陸續設于全國各縣、市及較大鄉鎮,并有全省和全國的組織。一般由同業公會會員或是商號會員組成,常為大資本家及地方紳士操縱。有的還有反動武裝。

        商會是中國近代最早建立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之一,同時也是社會影響力最大的社團之一。從法律意義上而言,中國商會制度建立的過程,也是近代意義上商人身份確立的過程,是商人組織有序化的過程。與當時西方的民間商會相比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賴于國家法律的制度催化。這種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顯著,它相當迅速地改造、吸納了各種形式的傳統商人組織,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利益集團。

        中國早期的商人組織的結構、形式與功能都比較單一,幾為純商人間的封閉型組織。

        晚清以來,由于情勢變遷,使得商人的地位大為改觀,商人組織的性質亦相應有所變化。

        傳統的商人組織,如行會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組織根據實際狀況比較自然地開始轉化為近代意義上的商會。

        1899年,出現了第一個有關商會的民間擬定章程《擬中國建立商業會章程》。

        1902年,上海通商銀行的總董嚴信厚組織成立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是近代商會的雛形。

        1903年,清政府設立了商部,作為統轄農工商實業的最高管理機構。

        1904年,根據滿清商部的意見,清廷諭令頒布了《察定商會簡明章程》、《商會章程附則六條》。

        此項法律文件成為商會成立的法律依據。

        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會正式成立。

        到1908年,全國已有58個總商會(其中9個建于海外)和223個分會。1912年商會總數猛增至794個,1915年更激增到1262個。

        1915年,參議院代行立法院職權,于第二期常會議定《商會法》,并于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頒布了《修正商會法施行細則》。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訂了《商會法》和《商會法實施細則》。

        1929年,工商部擬定《商會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

        商會制度從創立時起,就是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的社團組織,與其他形式的社團比較而言,它是當時清政府最為重視也倡導最力的新型商辦民間社團。

        韋寶在明末就提出商會的概念,從理論上,將中國的商會形式提早了二百多年!光憑理論優勢,就比其他這個時代的商幫,具備先天優勢!

        天地商號,天地會則更不用說,因為天地會從韋寶創立之初,便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組織,而是一部緊密的政權機構,政治機關,龐大而精細,具有明確的政治述求,這又是商會沒法比的了。

        眾人都聽不懂啥叫商品經濟,啥叫市場經濟,讓韋寶解釋。

        韋寶笑了笑:“不管商品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買賣雙方共同說了算!方便交易,公平交易,商人權益受到保護!反正,咱們商會從創立一開始,就比晉商、徽商、蘇商、贛商和浙商他們要厲害的多!大家一起再吳會長一杯酒吧!”

        眾人也不糾結于啥意思了,都感覺韋寶的確是個人才,有了這種正式的名稱,以后薊遼一帶的商人也有自己的招牌了,以后能不能跟晉商的輝煌相提并論還不知道,反正喊出去,挺亮堂的,這是大家的感覺。

        楊麒在門口看了看吳襄,暗忖你還弄得像是臨時來的一樣,感情你兒子都當上啥薊遼商會的會長了啊?

        吳襄則是一臉懵逼,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呢,暗忖吳三輔是不是又被韋寶拉到啥套子里面去了啊?

        還有一點讓吳襄很奇怪,聽出里面有很多官場上的人物,還有不少山海關一帶的世家大戶,這些人不該這么和氣,這么熱絡的吧?因為有韋寶在啊,大家都對韋寶坑了大家一次又一次,沒有成見了嗎?

        楊弘毅和吳三鳳則很嫉妒。

        雖然楊麒在名氣和地位上,與吳襄不相上下。但是楊弘毅的名氣和地位就比吳三鳳差的多了,關內外沒有聽說過吳家大公子的人還真不多。

        吳三鳳在后世沒啥名氣,那是因為都主要在家族內部活動,而且也沒有像吳三桂最后成為山海關總兵,在晚明叱咤風云。

        吳三鳳就比楊弘毅更氣了,暗忖這什么薊遼商會是什么東西?要弄這種東西,也應該是他爹來當家啊!什么時候輪到吳三輔了?就算是爹不當,換成旁人,也應該是他這個吳家大公子,才名正言順吧?

        孫九叔見幾個人停住了腳步,示意要不要開門通報啊?

        楊麒點個頭,意思開門。

        孫九叔這才推開門,笑著唱喏道:“指揮使楊大人,同知吳大人到!”

        這掌柜的還真六,跑堂的功夫很扎實。

        廳內眾人聞言,急忙停下喝酒,紛紛站起身來,他們的身份地位和楊麒,和吳襄差的太遠,都畢恭畢敬的。

        眾人紛紛向楊麒和吳襄問候,孫九叔則知趣的退了出去,到門口讓伙計好好侍候。

        今天山海樓的伙計根本不夠用!山海樓正宗的伙計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并且負責上菜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們自己的家丁和隨從負責充當伙計了。

        在雅間廳內,吳雪霞坐在大桌的旁邊,是一張小圓桌,不過,隔著個屏風。

        大明女人再尊貴,這種正式場合也不可能與男人同桌。

        吳雪霞見爹爹和大哥來了,也急忙起身出來相見。

        “大家不必拘禮,我臨時得到的消息,過來轉一轉就走了,都不必拘禮。”吳襄雖然有好些疑問,卻一副云淡風輕的樣子。

        楊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韋公子的人剛剛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準備吃飯了,想想還是天地商號的酒菜好,便過來了。”

        楊麒平時板著臉,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但是在私下里,還是很能跟‘群眾打成一片’的。

        楊麒的話,引得在場諸位達官貴人一陣轟笑,氣氛也輕松了不少,早有人將二人請在上首坐了。

        然后吳三鳳和楊弘毅依次入座,吳三輔坐在吳三鳳下手,韋寶坐在吳三輔下手。

        今天因為是韋寶請客,韋寶是東主,否則就算韋寶此時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但是資歷擺著,他要坐,也沒有辦法這么挨著吳襄和楊麒入座的。

        “韋寶啊,你這個薊遼商會是怎么回事啊?讓三輔當什么會長,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沒有做過生意,怎么當得什么會長啊?”吳襄一入座,便開門見山道。主要因為怕引起楊麒的誤會,等下以為他和韋寶串通好了啥的。

        韋寶急忙又笑著解釋了一番商會的作用:“吳大人,在我看來,咱們薊遼,遼西遼東,早就應該弄個商會。這樣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穩定嘛。至于商會會長這個位置本來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吳大人正合適,但因為是我們山海書院的幾個同窗先搞起來的,大家都公推三輔大哥,所以暫時先由三輔大哥擔著,若是吳大人有什么不同見解,可以再另外選嘛。”

        吳襄一聽是這么回事,嗯了一聲,暗忖韋寶的花花腸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輔從來沒有做過生意,算賬都不會,打算盤都不會,做什么會長?”

        韋寶搖頭道:“吳大人這個看法,我不敢茍同,沒有做過生意,可以學,生意本身也不是什么多難的事兒。關城邊上每天那些賣菜賣糧食,賣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嗎?三輔大哥身為秀才,飽讀詩書,還能比他們差么?另外同窗們都公推三輔大哥,說明三輔大哥他威望高,人緣好,這是最重要的。商會主要是個聯絡的作用,凈化商場的風氣,會長本人有聲望,有人緣便可,并不需要多會做生意嘛。”

        聽韋寶這么說,眾人無不點頭附和,雖然韋寶的話是在反對吳襄,但是吳襄是在反對兒子當會長,誰知道吳襄是真心還是假意?自己總不好大力稱贊就該自己兒子當會長的吧?

        “小寶啊,我說了不成的,爹,我真沒有想當這個會長。”吳三輔立馬接茬道。

        吳襄沒有理會吳三輔,而是看向韋寶:“你們這個商會,還能怎么凈化商場?”

        “這簡單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凈化,比方說,現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當行為,在我看來,賭,就是首當其沖的大害!賭博害死人呀!”韋寶笑道。

        眾人聞言,都暗忖,要不是賭博成風,你上哪兒贏來這么多家當?還不都是你趁著考秀才和與吳三桂比武的時候贏來的嗎?

        韋寶說賭是大害,還真不是瞎說。

        在韋寶看來,明朝的滅亡,實在是無比突然。萬歷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還滿是豐富多彩的城鄉生活,紅紅火火的商品經濟。

        套明末清初遺民陸應旸的話說,那簡直讓人“好不感嘆思慕”。慕名而來的外國傳教士們,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瑪竇等外國學者們,更是驚呼“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可就是這么個繁榮的世界,竟然轉眼就是內憂外患的戰火,直到山河變色,悲情滅亡。

        明代萬歷年間,商業活動出名火熱,但要論火爆整個晚明年間的“商業活動”,卻首推賭博。

        雖說明朝開國時,曾對賭博風氣重手狠打,《國初榜文》記載,明初老百姓賭博要斷手,官員賭博要罷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聽到“賭”字就哆嗦。

        可萬歷皇帝親政后,上朝都沒心情,“抓賭”也懶得做。《酌中志》更記載,萬歷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經常在宮里開賭,招來“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等一干太監,得空就賭得天昏地暗。

        如此“帶頭”,大明朝的賭博風氣,自然沒幾年就刮遍城鄉。

        于是,到了萬歷晚期時,明朝民間的賭博風,就有了各種震撼場面:《菽園雜記》記載,昆山等經濟發達地區,有了新賭法“葉子戲”,按照賭資來發牌,萬萬貫的紙牌,命名為“呼保義宋江”,百萬貫的紙牌,命名為“行者武松”,以此類推一百零八張,最便宜的萬貫紙牌,名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漢”站臺,這賭法自然火熱,江南地區從士紳到商旅,都是紛紛著迷。幾個牌面打完,成千上萬的錢財,也就嘩嘩賭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賭風更是風靡各階層。《五雜俎》記載,北京城每年以賭博為業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連理論上“雙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人,也紛紛扔下圣賢書開賭,《留青日札》記載的晚明杭州賭坊詐騙案,幾乎把府學所有的秀才都牽涉進去。

        以顧炎武的《日知錄》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進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眾賭博,甚至還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奇葩風氣——當官不會賭博?出門沒臉見人。

        發展到后來,很多明代高官們,退休后也專開賭場,一邊賺錢一邊“發展人脈”,同樣是《日知錄》記載,諸如跑官買官等蠅營狗茍,當時都是賭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參考賭博泛濫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賭博風,就似一個急速下墜的鐵球,牽著晚明的社會風氣,年年急速下墜。

        韋寶講了一番賭的壞處之后,也沒有人反對,韋寶又接著說:“欺詐,不實誠,做生意不規矩,短斤少兩,欺騙,這些也是我們薊遼商人一定要杜絕的,一定要形成過硬的風氣,有過硬的信譽才成!為什么晉商的票莊能那么紅火?他們不就是靠這個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嗎?咱們薊遼商人只要齊心協力,破除這些歪風邪氣,咱們也可以有良好的聲譽,形成更大的組織!”

        明朝農貿市場上,賣牲口的為了給牲口增加體重,上市時拼命給牲口喝水。特別是賣雞時,更是簡單粗暴,直接給雞灌砂子——就為多賣幾個錢。

        明朝假冒偽劣貨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還有蘇州。別說是日常各種百貨用品,都是殘次品充斥,就連這些城市里賣楊梅的,都是把生澀的楊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樣的當熟楊梅賣。吃下去會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沒人管嘍。

        發展到萬歷年間時,明朝的“假冒偽劣”風氣是越演越烈。當時的《天下水陸路程》等圖書里專門有提醒:做生意的從常州到浙江,這一路都要謹防騙子。到處是“接客之徒誆誘”,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蘇州閶門商業區上,琳瑯滿目的各種貨物,更要“不識休買”——簡直假貨扎堆。

        錢莊誕生于江南,票號創辦于山西,據韋寶的了解,錢莊的歷史應該是早于票號的,而它們最大的區別在于服務范圍上。

        錢莊好象只能完成當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說在本地存進去的錢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號卻更接近于現代的銀行,能實現異地存取的功能,是網絡化的金融機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當時的商人,免除了押銀的種種艱難與危險。

        正因為此,后人把票號視為中國銀行的鼻祖,而不是錢莊。

        錢莊是舊中國早期的一種信用機構,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陽、濟南、廣州等地的則稱為銀號,性質與錢莊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漢口、重慶、成都、徐州等,則錢莊與銀行并稱。早期的錢莊,大多為獨資或合伙組織。

        規模較大的錢莊,除辦理存款,貸款業務外,還可發莊票,銀錢票,憑票兌換貨幣。

        而小錢莊,則僅僅從事兌換業務,俗稱“錢店“。

        在清末,當時因銀兩和銀元并用,其間必須有個折合率。但計算非常繁復,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動,猶如外匯漲跌一般。

        清末,銀行逐漸興起,替代了錢莊。解放后,錢莊多數停業。上海未停業的銀行則與私營銀行,信托公司一起,實行公私合營,組成公司合營銀行。

        清代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信用機構。亦稱票莊、匯號或匯兌莊。

        明末清初的匯票作為匯兌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慶以后,由于埠際貿易擴展,匯兌業務發展迅速,專營匯兌的票號應時產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莊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遙、祁縣、太谷三縣商人繼起,將原來由商號兼營的匯兌業務劃出或重新集資設立票號。

        形成山西人獨占的一大新興行業,通稱山西票號。外國人稱之為山西銀行。

        票號多為合伙組織,也有獨資經營。每號創始資本自數萬兩至二三十萬兩不等。其后,由盈利轉化有護本、倍本等名目,實有資本不斷擴大。票號資本存儲于總號,總號一般設于原籍,因而山西票號又因總號所在地不同而分為平遙、祁縣、太谷三幫。

        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號,不另撥給資本。總、分號間可直接通匯或調度資金。三年或四年結帳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資本分配的稱銀股;另有人股,俗稱頂身股,用以獎勵高級職員之用,根據其職位高低和年資定其分配份額。

        山西票號經營的業務首先是匯兌,活動范圍遍及全國。營業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時山西有總號三十余家,全國各省區設分號四百余所。

        當時票號信譽卓著,且內部組織嚴密,能嚴守秘密,雖存款利息較低,貴族、官僚也樂意將私蓄寄存。放款對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錢莊、典當和富商,不與一般商人發生借貸關系。

        此外還替人代捐官銜爵位和墊款謀缺,從中獲利。其收入主要來源,原是匯水和銀兩平色的換算盈余;后來,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額和代辦捐官、謀缺等活動也成為重要利源。

        這些屬性,放在明末,雖然沒有清末那么突出,因為明末還沒有外來資本的強勢介入,但是大規模的票號和錢莊,還是有需求的!

        韋寶并不是要牽頭,帶著薊遼商人搞票號,搞錢莊,這個很難帶動,等下人家還以為他又有啥陰謀詭計。

        而且,要帶動也是吳襄這種人,才有可能帶動,必須得有實力,有聲望的世家大戶,占有絕大部分的資本,挑大梁才成。

        韋寶若要做,只能自己一個人慢慢來。

        事實上,韋寶現在已經自己轄內搞起銀行來了,等于一下子,把錢莊,票號,銀號,這些時代都超過去了!

        “除了賭和不正當的交易,欺詐方式的做生意,還有個市場環境,這也是我們商人,商會自己要改變的事情。”韋寶見沒人說話,又接著道。

        明末另一個亮眼輝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資本主義萌芽”所賜,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生活無比熱鬧,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萬。風情萬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艷羨。但放在當時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夠了吐槽:大歸大,毛病卻極多。

        明代史料《五雜俎》里,就記錄了“超級城市”北京城的槽點,曾經在好些中外史料記載里,擁有整潔衛生的北京城,晚明時的衛生條件,卻已惡劣到“市場上多糞穢”的地步。特別是每到夏天時,一場雨水過后,街面上就是蒼蠅蚊子亂飛。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瘧疾等疾病,都是屢禁不絕。

        日常年節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這個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為什么會到這個地步?同樣可參考萬歷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國家的軍備國防行政,樣樣都歇菜,各級官員缺編嚴重,看似簡單的城市衛生管理,又哪還有人管?天子腳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區區小細節,足以見證晚明行政效率的癱瘓。

        繁榮的外表下,卻是一個腐敗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盤散沙的王朝。面對緊接下來的國家風險,自然缺少抵抗力。

        “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緣,大家都愿意聽他的,這么個人來當會長就成,關鍵要大家買賬,能聚攏人心。”韋寶笑道。

        眾人一起稱是,都說吳三輔是極其適合的人選。

        其實所有的世家大戶也都更愿意吳三輔當會長,而不是老謀深算的吳襄當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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