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英國政府只讓陛下帶十名護衛，而且不準帶槍，我怕陛下的安全無法保證。”王占奎擔心的對華皇道。

    卡特麗娜卡芙公主也擔心道：“陛下，這兩天我右眼皮跳的厲害，而且，根據英國統計局送來的情報，有英法民間的激進分子可能會對陛下進行刺殺計劃。要不然，陛下不用親自去祝壽了，反正英國女王也沒有接見陛下的意思，就讓外交人員代表陛下去算了，我們要盡快離開英國。”

    “來都已經來了，就這么走？那讓國際社會怎么看華國？現在是不是安全工作有問題，就沒有辦法了呢？你們不會想辦法增強安保措施嗎？他們說不能帶槍，不是還有當地的統計局？不知道安排暗中保護？”萌總裁沒好氣道，“有危險也必須去，這是政治，何況，我不信英國人敢讓我死在英國。”

    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還想說什么，不過知道華皇已經做了決定，而華皇做決定的事情，是從來不改變的，只好對王占奎道：“多想想怎么提高保護措施，陛下一定要去了的。”

    王占奎只能低頭道：“是，夫人。”

    華皇和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雖然還沒有正式成婚，但是卡特麗娜卡芙公主的地位是早就確定了的，僅僅低于潔格格一個人而已，沒有正式成婚，是在等曾思平年滿15歲，到時候，華皇會將卡特麗娜卡芙公主和曾思平一道娶了。

    萌總裁猜的沒有錯，這么大的事情，英國政府當然不會一點不清楚，不過，也沒有想過要對華皇施行更高級別的保護。

    雖然華皇到很多國家都受到了冷待，但是這些國家，暗中還是會提供一定保護的，說保護也好，說監視也好，一個皇帝，還是大國的皇帝到訪，不可能不聞不問，更何況這次英法激進組織鬧的規模比較大，英國政府就更不可能沒有聽到風聲了。

    英國的王室也不能說是擺設，權力是有的，如果不計后果的話，女王依然可以解雇任何自己政府的大臣，指定新的大臣，以及直接發布行政命令，擁有調動軍隊的權力等。

    至于這種情況引起的后果，叫憲政危機。硬要這樣做也可以，只是政局會發生混亂。

    女王有親裁的權力，所以第一時間被解職的總理要聯系白金漢宮，請求確認，女王方面則是表明了不干涉的立場。

    王室這種權力屬于被習慣擱置的部分，女王是有很多很大的權力的，但在不引起社會動蕩，政治危機的情況下，女王的權力是被牢牢限制住的。

    政治影響力方面，英國王室是毫無疑問是有的，王室有著一套自己的“對付”首相和自己的政府的手段的，至于這種非直接命令型的影響力，肯定趕不上沙皇或者德皇，奧匈帝國皇帝這些，更趕不上華皇。

    華國的君主立憲制是全世界君主權力最強大的政體。

    從法理角度來說，英國的王室有權力，而且很大。女王可以決定所有其治下首相（與政府）的任期，她可以解散議會（不光是英國的，加拿大的也行），只是她如果真的這么做了，接下來就好玩了。其次，女王有封爵的權利，英國最高位的嘉德騎士，薊花騎士是由女王親自指定的，政府無權過問（低等的大英帝國勛章是由政府“建議”的）。第三，女王可以授予“皇家”稱號，即使是與王室無關的機構和地區。另外，女王所簽署的全部文件都屬于憲法級別（英國沒有成文憲法，“英王制誥”就屬于憲法）。

    但是，在大多數問題上，英國首相的權力是否大，要看看過半數黨內議員的數量而定，以及黨內議員是否聽話。

    還有，就是現任首相的個人威望。

    首相如果很受支持，那么內閣就基本形同虛設，都是他一句話。

    現在的英國首相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猶太人。也是第一代比肯斯菲爾德伯爵，英國保守黨領袖、三屆內閣財政大臣，兩度出任英國首相（1868﹑1874～1880）。

    迪斯雷利在把托利黨改造為保守黨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迪斯雷利在首相任期內，是英國殖民帝國主義的積極鼓吹者和衛道士，他任首相期間，大力推行對外侵略和殖民擴張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國殖民帝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另外，迪斯雷利的著名，還因為他是一個小說家，社會、政治名聲使他在歷任英國首相中占有特殊地位。

    迪斯雷利于1804年誕生在倫敦，他的父母親都是意大利籍的猶太人，還在十八世紀時就隨家庭移居英國。父親伊薩克·迪斯雷利是個有成就的文學家，曾到歐洲大陸旅行過，是法國著名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和盧梭的信仰者，又同國內啟蒙派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羅伯特·騷塞、歷史小說家沃爾特·司各特等過從較密，受他們的影響，思想傾向于進步。

    伊薩克本來就不是猶太教的虔誠教徒，后來因為同猶太人馬爾科斯爭吵，從1817年起他就退出了猶太教的集會，讓他的孩子們改宗了英國國教。

    迪斯雷利少年時代所受教育頗有些特殊，這對他以后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也許不無影響。

    迪斯雷利雖然13歲就接受了英國國教洗禮，但事實上他仍是在猶太教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

    迪斯雷利幼年在一些較小的私立學校受教育，上學期間用的是希伯來文（即猶太人的語文），12歲之前沒有進過英國國教的教堂。13歲時，父親又送他進入一個不信奉國教的牧師伊利科根博士辦的學校讀書，學到的古典知識有限。這樣一種多少有些與眾不同的教育，培養了迪斯雷利這個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獨特的性格。

    迪斯雷利習慣于獨自行動，內心里有著一股傲氣和強烈的領袖慾望，為達到目的有時不惜冒風險。

    “冒險事業是為冒險者安排的”，這是他年輕時代的行動信條。他頗以自己的猶太人種族而驕傲，一直到老年時，他還曾對一個年輕的猶太人這樣說：“你和我同屬于一個種族，這個種族能夠做到一切而不失敗”。

    迪斯雷利15歲時輟學回家，在家自學期間，夢想將來當個偉人，能像荷馬、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威廉·莎士比亞或拿破侖那樣舉世聞名。

    迪斯雷利17歲時，父親送他進入一個猶太人聚居的弗里德利克區律師事務所當練習生。他在這里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并和文學界有了交往。1824年，他首次隨父親出國到德國，沿萊茵河作短暫旅行，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他后來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當沿著這美妙動人的河順流而下時，我就下決心不當律師了”。

    從德國回來后，他離開了律師事務所，決心干一番大事業。1824年，他參與了一樁美洲礦業公司的投機事業，負責編寫介紹礦業公司的小冊子。父親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約翰·馬雷欣賞他的才能，約他合資辦一份日報，取名《代表》，他慨然應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產，迪斯雷利負了一筆巨債，這成了他整個前半生背上的一個沉重包袱。辦報也成了空談，為此還同馬雷發生了爭吵。

    投機事業受挫后，迪斯雷利繼續從事創作。1826年，他的一部匿名中篇政治諷刺小說《維維安·格雷》問世。小說攻擊馬雷，他本人的作者身份也很快被戳穿，因而遭到馬雷和文學界朋友們的冷遇。這一系列變故，對一個初出茅蘆的年輕人來說簡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擊，他已接近精神失常。為了恢復健康，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養病期間，又撰寫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記》、《年青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雷利到地中海沿岸和近東國家進行了一次長達16個月的旅行，游歷了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

    這次旅游，在迪斯雷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轉折的意義，他的健康完全恢復。在國外、尤其是近東的訪問，引起了他對政治、外交的濃厚興趣，深感要在事業上有所建樹，必須投身于政治斗爭。

    從國外回來后，迪斯雷利決心競選議員。1832年初，他搬入了倫敦西區（資產階級聚居區），開始出入豪華府邸，走訪政界知名人士，出版他的新作、傳記體小說《康泰利尼·弗來銘》，展開了積極的競選活動。迪斯雷利在思想上傾向于托利黨，但當時正值1832年第一次議會選舉改革前后，輝格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居優勢。這使他左右為難。

    審時度勢，迪斯雷利決心以獨立的激進派面目出現。他在一次競選演說中說：“我不管什么黨不黨，我是沒有黨的依靠，獨立站在這里”。又說：“我也是保守黨，保守我們制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烈黨，革除一切壞的”。

    但是，沒有明確的黨派背景，畢竟得不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幾次在家鄉附近外康布城鎮的競選活動都遭到了失敗。

    1835年迪斯雷利加入了保守黨，但直到1837年他第五次競選時，才在溫德漢·列維斯幫助下，二人一起作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黨議員進入了議會。

    不久，列維斯去世。1839年，迪斯累里同列維斯的寡妻、比他大12歲的、有錢的瑪利安娜·伊萬斯結了婚。

    這樁婚事雖然在上流社會受到非議、譏笑，被認為男女雙方在各個方面都不門當戶對，但迪斯累里夫婦卻非常美滿地一直生活到白頭偕老。

    迪斯雷利在議會里的活動是從領導青年英國開始的。1841年大選后，羅伯特·皮爾組織起他的第二屆保守黨內閣。迪斯雷利未能入閣，對皮爾十分不滿。這個時期，他在下院領導了一個名為“青年英國”的托利黨人小集團的活動。這個團體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三個年輕人，迪斯雷利是它的真正領袖。

    “青年英國”的宣傳，美化中世紀封建社會，主張恢復貴族的一切特權。為了欺騙群眾，他們在議會里蠱惑人心地宣稱他們贊同保護童工的法案，反對壓迫愛爾蘭等。

    實質上“青年英國”的思想反映了土地貴族對工業資產階級勢力日益上升的不滿情緒。他們既反對皮爾政府對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的讓步，也反對真正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所以馬克思貼切地指出，“青年英國”所主張的是“封建的社會主義”。1844—1847年問世的迪斯雷利的三部曲《康寧斯比（年輕的一代）》、《西比爾（兩個國家）》和《坦克雷德（新十字軍征伐）》中，就通過文學語言清楚地表達了“青年英國”這種觀點。《西比爾》一書更直接寫道：“我的愿望是親眼看到能重新有自由的君王……‘青年英國’認為工業城市、礦山、……工業化給人民帶來了苦惱、貧困”。

    由于沒有群眾基礎，“青年英國”在組織上很快趨于瓦解，到四十年代后期，這股反動思潮就成了歷史上的陳跡。

    谷物法的廢除，促使迪斯雷利和皮爾最后決裂。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完成工業革命，經濟飛速發展。資產階級要求降低關稅，實行自由貿易。皮爾政府在自由資產階級推動下，決定放棄保護關稅政策，于1846年廢除谷物法，開放糧食的自由貿易。

    這一決定引起了托利黨人的強烈不滿，迪斯雷利借機在下院組織起反皮爾內閣的反對派。發表了一系列雄辯的演說反對皮爾，皮爾心灰意冷，辭去職務，內閣也隨之倒臺。

    1848年，迪斯雷利正式當選為保守黨的領袖，他擔任這個職務一直到逝世。

    迪斯雷利擔任黨領袖的初期，保守黨不僅四分五裂，困難重重，而且正面臨一個大轉變的新時期。

    到十九世紀中葉，托利黨已經采用“保守黨”的名稱，組織上也已經擴建成有中央和地方組織的全國性大黨；但是在政治上還沒有完成適應新形勢的轉變。

    英國保守黨的政治路線已經不能滿足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已經大發展的新形勢下的新需要。

    從1846年皮爾內閣倒臺到1874年迪斯雷利組閣的近30年間，保守黨僅有三次機會執政（即1852、1858—59、1866—68的三屆德比-迪斯雷利內閣），時間總共不足5年。

    為了擺脫困境，迪斯雷利提出改造保守黨的綱領。主要是兩點：對內推行比較積極、靈活的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社會改革；對外則肩負起建立龐大殖民帝國的使命。

    由于德比伯爵愛德華·史密斯-斯坦利的健康狀況不佳，三屆內閣的重擔主要是財政大臣迪斯雷利承擔。

    1859年，迪斯雷利向議會提出了一個新的選舉改革法案，要求擴大選民人數，把農村租地經營者的選舉資格由50英鎊降低到10英鎊，目的在于爭取這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保守黨議員認為這個要求太過份，而自由黨人還感到不滿足，法案因而未能通過。

    1867年2月，迪斯雷利吸取了1866年格萊斯頓失敗的教訓，在人民群眾推動下，又提出了一個比自由黨1866年法案稍進一步的新的議會改革法案。議會于1867年8月通過。新法案規定。在城市里，凡交納濟貧稅的房主和每年支付不少于10英鎊房租、居住期不少于一年的房客都有選舉權。在各郡，年收入不少于5英鎊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支付12英鎊地租的租地經營者都得到了選舉權。一部分熟練工人也取得了選舉權。新法案使選民增加了一倍，達到250萬人。

    1867年議會改革的成功，不僅鞏固了保守黨的隊伍，提高了黨的威望，而且使迪斯雷利個人的聲譽大增。

    1868年2月，德比因病去職，迪斯雷利就接替了首相職位。正如他自己說的，他終于“攀到了油滑竿的頂端”。

    但是，由于政府在愛爾蘭和其他一些問題上仍不得人心，在1868年末大選中保守黨失敗，迪斯雷利被迫辭職。

    在重建保守黨的過程中，除了內政方面的一些改革外，迪斯雷利還把積極向外侵略擴張、建立強大的、稱霸世界的英國殖民帝國作為他的奮斗綱領。

    1868—1874年在野時期，迪斯雷利就曾大力攻擊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自由黨內閣沒有遠見，無視帝國的利益。

    1874年2月，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迪斯雷利以70歲的高齡，受命組織他自己的首屆內閣。

    迪斯雷利是在形勢已經大為好轉的情況下執政的：保守黨在國內已贏得聲譽，內閣又得到議會大多數的支持。

    所以，雖然他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也欠佳，但他在任職期間仍不遺余力地推行殖民侵略擴張政策，為修建英國殖民帝國大廈立下了汗馬功勞。

    迪斯雷利首先是奪取了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蘇伊士運河1869年通航。在這之前，英國本來沒有對修建運河投資，這條航路完全是法國和埃及人聯合搞起來的。但運河通航后所帶來的巨額收入使英國資產階級垂涎欲滴。

    1875年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帕夏遇到財政危機，打算出賣所握有的運河股票。但法國人貪心不足，還打算再壓一下價錢，迪斯雷里探聽到消息后，連夜私下找羅斯柴爾德家族借錢，用400萬英鎊的低價一舉購買了埃及政府的全部股票（約占運河全部股份的45%），再加上一些小額股票，英國從而控制了這條東西海上運輸的命脈。此事一經傳出，舉國興奮若狂。

    其次，1876年，由迪斯雷利建議，議會通過決定，授予維多利亞女王以“印度女皇”的稱號，并于1877年元旦在印度首都德里舉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禮。

    維多利亞多年的女皇夢終成現實。迪斯雷利此舉不簡單是報答女王對他的支持，更主要地是向英印人民炫耀帝國的偉大，在人民群眾中煽動沙文主義情緒。

    原來只在口頭上使用過的“大英帝國”的稱謂，自此以后就成了英國的正式名稱之一而見諸官方文件了。

    為了表彰迪斯雷利的功績，維多利亞女王晉封他為比孔斯菲爾德伯爵。

    迪斯雷利最關心、最感興趣的還是所謂東方問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土耳其奴役下的巴爾干各族人民發動聲勢浩大的起義，保加利亞民族獨立運動高漲，近東的形勢又告緊張。

    英國由于在土耳其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因而竭力支持土耳其蘇丹，反對巴爾干的民族解放運動。

    俄羅斯帝國則相反，沙俄帝國力圖假手斯拉夫人的解放斗爭，摧毀土耳其帝國的統治，從而削弱競爭對手英國在近東的勢力。

    雙方各不相讓，矛盾斗爭愈演愈烈，終于導致了1877年俄土戰爭的再次爆發。

    經過四次普列文會戰后，俄軍終于越過喀爾巴阡山，前鋒抵達亞德里亞堡，消息傳到英國，對政府東方政策的正確性公開表示懷疑。內閣內部也反映出不滿。外交大臣小德比勛爵要求對政府傳統的東方政策重新進行審查。迪斯累利不能容忍俄國勢力逼近地中海，將小德比勛爵解職，命令英國皇家海軍進駐伊斯坦布爾錨地，決心為保衛奧斯曼帝國不惜一戰。俄國戰力已經消耗殆盡，又害怕像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一樣遭到西方國家圍毆，不得不退兵。1878年召開的柏林會議上。經俾斯麥調解，逼迫俄國對英國全面讓步，吐出了大部分戰果。而英國卻不經一戰，取得塞浦路斯島作為防衛俄國南下的抵押品。回國時迪斯雷利的威望達到頂峰。

    除土耳其外，迪斯雷利還積極向伊朗、阿富汗擴張。

    俄土戰爭之后，英俄在阿富汗的爭奪又激烈起來。

    為了盡快占領阿富汗，英國于1878年發動了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英軍在一開始擊敗了阿富汗軍隊的抵抗，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迫使阿富汗接受屈辱的媾和條件。

    但是英國的勝利沒有保持多久，阿富汗爆發了全民的反英起義，英國侵略軍受到阿富汗人民的沉重打擊。

    華皇現在插手阿富汗和英國之間的戰爭，就是直接同迪斯雷利作對。

    除了阿富汗問題，華皇為了給英國政府施壓，還插手非洲事務。

    英國早就圖謀侵占南非兩個布爾人的國家——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共和國，一直未能得逞。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在布爾人國家領土上發現了鉆石礦，為了占有這些寶藏，1877年迪斯雷利保守黨政府宣布占領布爾共和國。

    布爾人正同南非土著居民祖魯人作戰，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英國人立即投入了反對祖魯人的戰斗。

    迪斯雷利在歷史上受到英國資產階級的高度贊揚，被認為是在英國政治界上升到頂點的最杰出人物之一。

    連迪斯雷利的政敵格萊斯頓都稱贊說：“比孔斯菲爾德勛爵的仕途生涯在許多方面都是議會史上最值得稱頌的”。

    這種稱贊不難理解。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為鞏固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竭盡了全力。他的政治發跡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中、后期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一個縮影。

    迪斯雷利從政初期，曾堅決維護代表十八世紀英國土地貴族和高級教士利益的舊托利黨立場。后來，他又因反對廢除谷物法和開放自由貿易而同皮爾分手。

    但迪斯雷利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家，他具有遠見卓識。

    當迪斯雷利自己成了保守黨首領，并著手整頓四分五裂、政治基礎日趨縮小的黨時，他已逐漸意識到，要振興保守黨，最根本的是要改造它，革新它，使之符合新時代的需要。

    在迪斯雷利政治活動后期，特別是首相任內，他對內進行一些改革，對外進行殖民擴張，他的這些活動深受資產階級贊許，為保守黨爭得了榮譽，為建樹英國殖民帝國立下了功勞。

    迪斯雷利本人則受到維多利亞女王的加封，戴著比孔斯菲爾德伯爵的頭銜進入了上院，側身于貴族行列之中。

    華皇在來到英國之前，對于迪斯雷利的過往就有一個系統的印象了，能憑著才干，以中產階級的身份，在英國這個大資產階級掌權的社會脫穎而出，并且振興一個傳統政黨，這些，的確值得稱道。

    華皇建立華粹黨是從無到有，這遠比迪斯雷利要將英國保守黨從舊到新的變革，容易的多。

    現在是1879年的五月，這是一個沒有對錯的年代，在此前的二百年，和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戰爭都是不正義的，幾乎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勝敗，贏了就是對，輸了就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