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幫和山陝商幫對大明經濟的影響力，那是有着悠遠的歷史的！

任何經濟體系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量龐大的邊防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十萬匹，自內地調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採納謀臣建議，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制度網開一面，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當時質量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朝廷“國退民進”，讓利於民，“淮鹽價貴，商多趨之”，邊防軍需難題一舉解決，而坐享地利的陝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來陝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爲中國糧食主產區。如明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陝西官倉存糧近1100萬石（明代一石約爲90多公斤），足夠支付駐防官軍俸糧三年，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全國260個府中，按稅糧多寡排名，西安府僅次於號稱糧倉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帶），位列第四。如此看來，輸糧換引的“食鹽開中法”，等於是爲陝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傾斜政策了，一時間，關中產糧區的農民們掀起了進城經商、賣糧販鹽的熱潮。

相比之下，山西曆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只有推着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是爲頗費周折的“買糧換引”，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這也是明朝初年陝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陝西商人獨享的“特區”政策，到明朝中葉爲之一變。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財政和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上任不久，就將輸糧換引的“開中法”，改爲以銀換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說，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糧食到邊關，而是直接拿出白銀購買鹽引，即能獲得販賣食鹽的許可。葉淇是山陽人（今江蘇淮安），此舉顯然打破了陝西及山西等“邊商”固有的優勢，給了地理上更接近兩淮、以徽商爲主之“內商”進入利潤豐厚的鹽業經營的良機。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濟上的意義，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爲專業鹽商。據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陝西商人不下500人，名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樑。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他們）兼籍故土，實皆居揚”，這標誌着一個衝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陝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曾寫道：（揚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陝西文人也稱“淮鹽以西商爲大宗”。較早研究中國商幫歷史的現代日本學者藤井宏則指出，在明代，作爲鹽商的陝西商人，實力曾凌駕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縣、涇陽縣、綏德州等地。

明代傳奇小說家馮夢龍編寫的《醒世恆言》中，有膾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裏面寫到的富商孫富，便以寄居揚州的山陝商人爲原型。同時期人撰寫的各類文學或戲曲作品中，不時閃現山陝商人的影子，足見他們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聚集揚州的陝西鹽商，出於保護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資修建了陝西會館，後來爲了對付徽商的競爭，又與山西鹽商合資共建山陝會館。那時候，山陝商人實力仍然強橫，徽商不時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鹽引。山陝會館獨自建在靠近運河的大東門東關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嶺南等商幫會館，扎堆於新興市場小東門一帶，反映出商幫勢力興起先後的歷史軌跡。

另一首明代《揚州竹枝詞》唱道：“鹽客連穡擁巨財，朱門河下所藏生。鄉音秦語並歙語，不問人名但問旗。”“秦語”就是陝西話，“歙語”即徽州話（歙縣爲徽州一府六縣之一）。可見陝商、徽商，皆爲揚州繁華商業主力軍。據記載，當時兩淮八大總鹽商（即鹽業公會領袖）中，西商徽商，各佔其四。

常住揚州的陝西商人不僅經營淮鹽，還將業務擴展到典當、布匹、皮貨、菸酒等行業。但既佔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異軍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賈”的傳統，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動輒喜歡發起訴訟，與山陝商人屢屢發生商業衝突。據史料記載，在“南人”（即徽商）與邊商（即山陝商人）的訴訟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決，在爭鬥中佔據上風。

明朝中後期萬曆年間編撰的《揚州府志》，記錄了這種微妙的趨勢：“揚州皆四方賈人，新安（徽商）最盛，關陝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不知道爲什麼，越是跟這個檢大人接觸的久了，史可法越是覺得這個檢大人不管是辦事，還是說話，風格都跟皇帝一模一樣的！

但史可法是不敢將檢大人跟皇帝聯繫到一起，畢竟皇帝不可能會私自出京吧？他也猜測檢大人除了王承恩外甥的身份，應該還跟皇上有更爲密切的關係！只是猜不出來是什麼關係。

“檢大人，這一次性殺這麼多人，我們的人馬上補進去，一切都按照京師的行政體系來嗎？”史可法這兩日也是忙得焦頭爛額，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準備，也沒有任何的交接！少了上千官員之後的空白，就要由他帶來的這一百從九品給補上去！而這些人本身就是生瓜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