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妨，只要能挫敗那周可成的陰謀，這點損失都是值得的！”津田宗達嘆了一口氣：“不過一定要保密，切不可露出一點風聲來！”

“這個請您放心，我是透過了幾層關係的！”那奉行笑道：“蘭芳社畢竟是外來的，對於堺內部的事情還是不如我們的！”

“嗯，你退下吧！”

“是，主家！”

待到那奉行拉上紙門，津田宗達方纔長出了一口氣，整個人幾乎要癱軟下來。相比起這個奉行，他自然更能對蘭芳社眼下的實力做出正確的評估。如果說在發行公債之前，蘭芳社還只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海商，但開始在堺發行了公債之後，其實力就發生了質的變化。按照日本當時通常的衡量標準，一萬石領地通常可以動員兩百兵力，像大和國這樣的大國的兵力大概在八千左右，但是其中的大多數都是臨時徵發的農兵，在農忙的季節是無法出戰的。像蘭芳社所組建的完全依靠薪餉生活，受過長時間訓練的職業兵，大和國的總數不會超過兩千人，其他的大名的情況也差不多，究其原因其實只有三個字——沒有錢。

那麼蘭芳社爲何能擁有如此雄厚的財力呢？儘管津田宗達是出色的商人，但十六世紀中古社會的侷限性還是讓他無法找出背後真正的答案。任何一個生活在“戰國”時代的古代統治者面前都有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要如何才能從人民身上榨取到儘可能多的資源，從而在這場殘酷的生存競爭中贏得勝利。在古代中國發展出了法家社會和古典軍國主義——即由代表國家的王權從貴族手中奪取資源，然後將其集中到戰爭與農業之上，通過建立一個扁平化的社會，用殘酷而又嚴格的法令激勵和管理人民，使其成爲一個巨大戰爭機器上的零件。憑藉這些，秦國經過六代國王，一百多年的努力，征服了整個華夏世界，實現了“六國畢，四海一”的偉大目標。繼承和改良了這一極其的漢帝國更是將疆域擴大到了當時技術所能管理的極限，實現了輝煌的華夏第一帝國（秦漢帝國）。

但是隨着社會生產的發展，尤其是疆域的擴大，帝國各部分之間的經濟差異和文化差異變得越來越大，複雜度也越來越高。原本嚴密的法律和軍公爵制度變得越來越僵硬和不合時宜，加之大一統帝國的出現使得殘酷的“戰國時代”得以終結。華夏世界不得不採用更加鬆散、冗餘度更高，動員效率也更低的管理方式。而周邊的文明也不約而同的踏上了華夏帝國的足跡，在文明的初期，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採取了類似的方式，即用殘酷的軍法來管理整個社會，將所有的資源都投入到軍事組織中去，以求在殘酷的生存競爭脫穎而出，比如完顏阿骨打所創立的孟安謀克，成吉思汗所創立的札撒等等。日本也不例外，戰國大名無不通過建立嚴格的法令，以求控制領國的各種資源，並將其集中在軍事鬥爭之中。其表現就是對農民的高額年貢，北條的四公六民就傳爲美談；五公五民就是常態，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也不是沒有。但不管這些統治者窮盡一切手段，但始終無法解決一個矛盾——殘酷的壓榨必然會破壞生產者的積極性，從而降低獲得資源數量的上限。

衆所周知，如果一個人只能獲得自己勞動成果中很少的一部分，僅僅夠維持自己的生存，那麼他是不會有太大興趣來想辦法改進技術，提高產量的。而且他還會想方設法的隱藏自己的收穫，消極怠工，以反抗上位者的掠奪。因此從長遠來看，過高的稅率反而是對上位者的損害。因此這些戰國時代的統治者們不得不在“現在死”和“將來死”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通常來說，他們都會選擇“將來死”。

而在地球的對面，同樣處於戰國時代的歐洲人卻發現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借債打仗。既然高稅率會有如上的損害，那借貸就好了，既可以獲得大筆資金擊敗對手，又可以避免因爲高稅率引起對生產的破壞。而且能收多少稅是有上限的，但借債卻是沒有上限的——稅收是對現有的財富，借債卻是對未來現金流的折現，相比起正在發生的現在，根本沒有發生的未來當然的上限自然更高了。通過這種奇妙的鍊金術，最早一批資本家伴隨着一聲聲炮響茁壯成長起來，巴爾迪、佩魯濟、美第奇、富格爾、斯皮諾拉、多利亞這些金融史上顯赫的名字與國王相伴，他們拿出鉅額資金借給國王、公爵、皇帝乃至教皇這些大人物，以換取關稅、礦山、貿易特許權以及豐厚的利息回報，歐洲近代的軍事復興與資本市場的興盛可謂是一塊硬幣的兩面。

限於時代的限制，津田宗達雖然無法看出公債市場的本質是對未來現金流的折現，但憑藉出色商人的本能，他還是能看出這與蘭芳社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密切關係。正是通過公債市場，周可成才能夠迅速的籌集到鉅額的資金來支持其軍事行動，要阻止周可成的最好戰場不在大和，而是在距離碼頭不遠處的那棟四層樓的紅色磚樓。

“主家，主家！”

“你怎麼回來了，有什麼事情嗎？”

正當津田宗達在整理自己的思緒，方纔那奉行又神色匆匆的回來了，只見其小心的帶上房門，低聲道：“納屋正在到處籌集頭寸！”

“籌集頭寸？今井宗久要做什麼大生意嗎？”

“具體不清楚！納屋的人嘴巴都很嚴！他們說只借十天，願意給百分之二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