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解放后，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湧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滬海公寓里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

這只是建國后大規模逃亡香港風潮的預演。

在公社化「大鍋飯」模式下的一切歸公，如個人財物方面，全部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存入銀行，極大傷害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嶺南沿線一帶。

地域的關係，這裡出逃的人數最多。尤其是鵬城當時還叫寶安縣，這裡成了無人村，十室九空，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1962年，由於三年自然災害，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邊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民眾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給家裡寄錢了，旁人見了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內地的大飢荒不無關係。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大陸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另外。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之際，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港英當局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新政策規定，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證。這實際上相當於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對於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長逃港風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間，「逃港」之風更是有增無減。

66年，十年動亂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鵬城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羊城一帶，「早上一醒來，就發現身邊幾個知青已經不見了」。

雖然當時知青們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對香港的概念也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但他們私底下常常偷偷收聽香港電台。加上時不時有香港人回鄉探親，帶回「新奇」的物品和見聞，什麼威化餅、塑料雨衣等，這一切，讓許多返城無門的知青們，從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線新的亮光。

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鵬城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嶺南、鄂、湘、贛、桂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員，甚至**幹部。有一份來自鵬城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羊城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鵬城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旨在讓人民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序幕。

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逃了三十年風潮驟然停止。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最困擾著特區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賀軍堯對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親身經歷者，而他可以查閱很多的資料。

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時候的事，笑了笑，「想當年三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隨之臉色又沉重下來，「回頭望著來時的路，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在黎明前的一絲曙光中看的人心裡發毛。」

老人語氣沉重的說道，「而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鵬城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我記得聽後來偷渡者說，70年代末，鵬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曾經有一個老人，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讓人唏噓不已，感慨萬千。「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貧窮與飢餓，造成的逃港潮。人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去賭一把明天。」

一時間房間里靜的能聽見鐘錶的滴答聲。70年代，正是那些知青為主的逃港者，這些被發配到窮鄉僻野的知青，由於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極度貧困，他們不堪忍受重體力勞動與離鄉背井的苦楚，便不顧一切地撲向香港，成功者畢竟是少數。相對於後世流行的「北漂」、「南漂」來說，偷渡香港的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然而就是這樣，也擋不住前赴後繼的逃港者。」老人接著道，「我們徒步到達鵬城，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能偷偷打聽如何偷渡啊！偷渡的下水時機，什麼時候下水，這些我們都一無所知，就在我們撓頭的時候，就找到了一線光明，我記得當時國內，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當時的寶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著作的**。村前村后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書我最愛讀》等。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嶺南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我們打著參觀學習的名義住了下來。但很快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

「老頭兒，你可真夠奸詐的。」程世喜打趣道。「既然是反偷渡的紅旗村，那麼對於怎麼偷渡那是瞭然於胸。」

「呵呵……你沒說錯，最適合的時間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間。根據海潮漲退規律，當地人總結出諺語：初三十八水頂流。在這段時間下水為順水，不用太費力就能游到對面。」老人笑了笑，接著道，「當時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和我們一起下水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和一個8歲的男孩。我記得當我們站在香港的土地上的時候，和我們一起游過來的一個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

那名農婦，得多狠吶，才會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然而剛剛踏上香港這片土地的人們，前路並非一帆風順。

老人抿了口茶，恢復了些精神道，「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香港很好，卻沒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裡沒有根。」他頓了一下道，「吃苦受累不怕，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苦，剛剛到香港沒有身份證，我們這些人都是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才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的。然而這些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