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可真夠慘的了。”

　我沒什麽同情心地發了這條消息，看著正在輸入中的圖標出現又消失，如此反覆了幾十秒鍾，界面上出現了一句話“困了，睡了”。

　我都能想象得出他現在是什麽姿態，一定是揚起手腕把手機扔在一邊，指腹摸過唇瓣，頹廢又好看。

　醒醒，陳和平，想想之前你看到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細紋，他可不好看了，我強行讓自己的腦子清楚一點，回了一個字“哦”。

　第二天，我的郵箱裡出現了之前在國外委托人調查張晨的信息，他第一次出現在街頭尚且沒那麽狼狽，但渾渾噩噩不像個精神正常的人，大多圖片的來源自google map，張晨總出現的位置恰好是采集點，因而我能看到他略微呆滯的眼神，和一張比一張破舊的衣服。

　後來，他看起來精神一些了，嘗試去尋找工作，身上卻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求助領事館，卻發覺領事館在另一個城市，對方排遣工作人員需要一段時間。而作為大型移民國家，每一天都有太多的“黑戶”過不下去，試圖尋求幫助，遣返回國也需要時間和調度。等他終於等到工作人員，卻遭遇了侮辱和性騷擾，他把對方的腿打折了，轉身就跑，甚至上了小范圍的報紙。

　他總是穿梭在各個公共電話亭，試圖撥通一個電話，有一次還借用了一個好心路人的電腦，調查員找到了他的幾次通話記錄，我看到了那一條過於熟稔的號碼。

　到了後來，他放棄了撥打電話，轉過頭做些零散的工作，積攢一點錢，開始接觸蛇頭，試圖偷渡回國。

　他攢得有點辛苦，但後來似乎開了運，協助做了幾個社會調查實驗，攢夠了錢。那天是西方的感恩節，他給自己買了一身乾淨的衣服，不太舍得穿，而是拎在了手心裡。他遵守了交通規則，等著紅燈變綠，向前走的時候，卻被突然加速的汽車撞飛了出去。

　有好事者拍下了照片，張晨躺在血泊之中，他半睜開雙眼，胡子拉碴，和街頭不幸的流浪漢沒什麽區別。

　而他命大，活了下來。

　我還在想，這一切是不是他在騙我，買通調查人員不是很困難吧，即使我選了三家，偽裝成很可憐的模樣也不是很困難吧，大不了當拍廣告似的，擺拍上一天。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拿起了手機，撥通了那個名叫“張晨”的電話。

　電話響了兩聲才被接通，張晨的聲音帶著笑：“怎麽想起給我打電話，你這個大忙人？”

　“……你在做什麽？”

　“在染發，不過造型師建議我可以保留一點白發，最近流行的趨勢是銀灰系。”

　“價值2000美金的造型師？”

　“還是友情價。”

　“噗，”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又回了一句，“你可太能花錢了。”

　“這不有你養著我麽，陳和平，我現在怎麽花，你都能賺得到。”

　“這集團本來也是你的。”

　“現在是你的啦……Chris姐姐，這個小辮子很好看。”

　耳畔傳來了女聲的聲音，倒是聽不太真切。

　“那你繼續做頭髮。”

　“好啊。”

　我掛斷了電話，決定去查查張晨當年是怎麽去的國外。倘若他一心賣慘，也犯不著折騰到國外，那太耗費成本和精力，也太容易拆穿了。

　調查卻遇到了一些阻礙，張晨連離境記錄都沒有，更不要提航班號之類的信息，等查到張晨當年的監獄，監獄人員拿出了全套的出獄手續，時間卻極為正常，並不像當年我獲悉的那般，提前了一個星期。

　當年我買通的內線，這麽多年也杳無音訊，找回他們問清真相，也需要時間。

　便捷的手段是直接去問張晨，但我無論如何也開不了口——或許是因為我不相信他，或許是因為我不想再讓他回憶起過去的事，或許單純地，我不想在他的面前流露出一絲軟弱的情緒。

　鄭東陽久違地給我打了個電話，約我出來喝茶，他在上次的站隊中站錯了隊，現在平調到了其他部門，手中的權利相比從前，減少了許多。

　我應了約，一進門險些有點認不出來了，他也變老了，最讓人意外的是，竟然有了小肚腩。

　我腹誹著歲月無情，倒是熱情地同他握了握手，剛剛坐下來，就聽見他說：“別查了，當年是我下的手。”

　我低下頭，推了推茶盞，臉上半點表情沒露，隨意問：“為什麽啊？”

　“張晨知道太多不該知道的東西了，不適合留在國內。”

　“所以你就提前七天把他送走了？”

　“對。”

　“不至於做得那麽過吧，”我抿了一口茶水，臉上的肌肉變成了淺淡的笑，“張晨也不像是那麽偏激的人，非要拖著你下去。”

　“你父親……”

　“我沒有父親。”

　“白先生派人來處置這件事，只需要我打個招呼提供些便利，”鄭東陽說得有點猶豫，“我告訴你這些事，你不必再查下去了，我們總歸是朋友。”

　“你們就這麽把張晨送到國外去了，什麽證件都沒給他留？”

　“放在了國外的療養院裡，福利待遇都還好，後來不知道怎麽的，張晨就消失不見了。”

　“原來是這樣啊。”

　或許是我的語氣太過平淡，鄭東陽也舒了口氣，他說：“你可別再查了，最近不怎麽太平。”

　“放心，我不會查的，過去的事，不都過去了麽。”

　我和鄭東陽一起喝過了茶，又聊了些輕快的話題，握了握手，上了兩輛不同的車子。

　我翻出了夾在上衣口袋的筆，擰開筆蓋，按下了保存的按鈕。鄭東陽不該這麽放心我，我這個人啊，一貫會錄音，也一貫會舉報。

　當初兩個集團合並的時候，白先生底下有一套班底，我自身有一套班底，我這麽多次的清理，動的大多的是自己身邊人，卻從來未曾把目光掃向另一波人。這或許是一種慣性思維，總以為會是吳銘或者董事鬧騰出的問題，沒有想過白先生人都死了，還要試圖掌控我的人生。

　有了方向之後，再調查就變得容易起來。

　張晨真正出獄那一天，正是我官方宣布與張晨離婚的時候，他在監獄的門口沒有等到我，卻等到了據說是我的人。

　那些人對他說，是我想送他走。我不知道他那時候有沒有相信他們的話，但總歸最後的結局是被送走了。

　白先生的人將張晨送到了一家偏僻的療養院，用的名義是精神失常。我派人去那家療養院調查，拿回來偽造的診療記錄。

　翻開前我喝了一杯咖啡，看到了一半，合上了診療記錄，冷靜地摔碎了咖啡杯。

　他們說張晨產生了幻想，幻想自己是集團的前任董事長，幻想他有很愛他的人。

　他們說張晨是同性戀患者，病人的家屬希望能夠順手治愈這一點。

　他們說張晨的每一句話都不是真的，當他沉默的時候，他在思考著傷害別人。

　他們像對待一個病人一樣對待張晨，逼迫他吞咽過量的利培酮和奧氮平，將他關在寬敞明亮的房間裡，叫他能看到外面的風景卻不讓他出去，張晨逃出去一次，卻在離開後不久又被抓了回去……

　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臉，重新打開了病歷本。

　同性戀的治療卻不怎麽順利，即使一邊循環播放GV一邊進行催吐處理，張晨依舊表現得從容淡定，仿佛不受一點影響。

　臨時來的人員“迫不得已”地上了電擊療法，後來又“無奈停止”，直到有一天，張晨的“病情”突然加劇了。

　我又向後翻了一頁，發覺病歷本裡夾著一張照片，背面上寫著“有助於治療”，正面上卻是我與李婉婷，她穿著婚紗我穿著禮服，我們湊得極近，乍一看，像是在親吻彼此。

　記錄員用冷靜的口吻寫著：“病患對照片有較大的應激反應，但偶爾會有攻擊性，建議……”

　我的頭久違地疼了起來，所有的碎片拚湊出了與我認定的並不相符的故事。我不願意相信張晨過得那麽慘過，我更願意相信張晨在國外活得逍遙自在。

　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

　即使這個故事是真的……

　我知道我並沒有做錯什麽，並不是我將張晨送出的國外，並不是我將他關押在療養院，並不是我叫他從裡面逃出來，並不是我派人去撞傷他，我接手了他的事業，我將他從國外接了回來，我為他準備了最好的物質條件，我在請醫生來為他看病，我甚至對他若有若無的接近放任不管、近乎默認。

　但我終究止不住自己的本能，沒有理會詫異的下屬，沒有去管接下來密密麻麻的行程，直接去了地下的停車場，開了車向郊區行駛，路上遇到了紅綠燈，我看著一群小學生，帶著黃色的帽子蹦蹦跳跳地從我的面前走過。

　我久違地懷念曾經。

　小黃帽剛剛開始推廣，一遝帽子從最前面穿到我們這邊，我抓起了一頂帽子，蓋在了張晨的頭上，他的臉立刻變得很難看，我又抓了一頂帽子，蓋在了自己的頭上，將剩下的傳到了後面。

　“張晨，我戴這頂帽子好看麽？”

　“好看個鬼啊。”

　“我戴估計不好看，你戴著挺好看的。”

　“切……”他轉過頭，臉卻紅了，“算你有點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