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麽？”

　我也只能說出這兩個字了。一環扣一環，與張晨相關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我生命中的汙點，到最後，我失去理智的那一夜，換來的也只是欺騙。張晨的自信不在於我會下不去手，而在於他掌握了我所有的把柄，攥著所有能讓我不得翻身的證據，一旦我脫離掌控，就能立刻讓我下馬。

　我無法完全否認這些事實，因為我的確操作不當，違規在前，只是幕後人將小的錯誤輕易擴大成大的錯誤，移花接木，讓我無從辯解。從三位調查員的表現中，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並不會信任我的話語，更多的是例行公事般的審問，所有證據鏈條非常明確，得出的結論也難以發生變化。

　我能做的，只是盡量在交談中提及我要親自送到中央的證據，並希望組織能夠給予關注和調查，而他們並未對這件事給予什麽回應。

　我反覆接受了一周左右的調查，同樣的問題反覆在問，我沒有撒謊，應對起來並不難，但我精神上疲憊不堪，搖搖欲墜。

　我吃得不多，喝得也不多，整個人都打不起什麽精神。我在想鄭東陽會不會采取什麽行動，但又想依照他的性格，在我進去之後，恐怕做不到破釜沉舟地搏一搏，又想起鹿市近階段的工作重點，但鹿市有高效的領導班底，並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離開，而產生非常大的動蕩。

　我當然想到了張晨，我在想這一切是否都是他設下的陷阱，還是他身後的親友做的局，事到如今，我依然不願意相信，張晨能夠做到這個地步。

　於是在一日例行的審問後，我開口問了我對面的調查員：“涉案的張晨，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麽？”

　“他出國了，”我沒想到那人輕易地告訴了我，“他一直有國外的綠卡，涉案的情節也不嚴重，帶著老婆孩子重新開始了。”

　我閉上了雙眼，感覺自己已經失去了呼吸的能力，理智告訴我不應該聽他一面之詞，該去自己去探尋真相，理智卻也告訴我他沒有理由欺騙我，張晨的的確確已經離開，和他名義上的妻子和孩子一起。

　“送您一個消息，張晨與他妻子，只是簽署過離婚協議，手續還沒辦，您就算和他去了民政局，也是重婚罪，算不了數的。”

　“這樣。”

　“您在鹿市乾得很好，省委的領導原本打算年後將您提職，您得知這個消息，會覺得悔恨麽？”

　“你未免知道得有些多。”

　“有些事，您也管得太寬了。”

　我睜開了雙眼，看向那位調查員：“你是那位的人？”

　“我不是那位的人，只是一個調查員罷了，您也不用擔心，李家的姑娘鬧騰好幾天了，您這邊也沒有太多的原則錯誤，應該很快就會放出去了。”

　我該覺得高興的，畢竟囚禁在這裡的滋味並不好受，但我心中生不起一絲一毫的喜悅，無力感絲絲麻麻纏繞在我的胸口，我感受到了當年在漢東的病房中的絕望，又一次，我輸得乾淨徹底。

　調查員走後，我回到了裡間，那裡只有一張床，四周都沒有窗，我開著燈，躺在略硬的床上，眼睛盯著上方的白熾燈。

　這時候應該回想點過去的事，以短暫地麻痹現在的大腦，讓神經輕微放松，仿佛能規避現在遇到的磨難，不必再去想未來怎麽辦。

　我逼迫自己去想，我告訴我自己，現在無需故作堅強。

　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那個男人還沒有去南方，我們一家三口還在一起。我記得我們居住在平房院子裡，院子裡種滿了鮮花，天氣熱的時候，總能聞到花香，我在不大的院子裡迷了路，卻一點也不慌張，要不了多久，總會有把我拎出來，再細心地對我說：“該走啦。”

　去哪裡呢？或許是去百貨裡買些東西，或許是去外公家串個門，我坐在前面的車框裡，有時候路上會遇到賣糖果的，我眼巴巴地瞧著賣糖果的大叔，不一會兒，那個男人會買一把糖果，塞到我的懷裡，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告訴你媽媽。”

　我半懂不懂地點了點頭。

　但後來一切都變了，那個男人去了南方，變成了所有人都不認識的模樣，而我的母親，踩著漂亮的紅高跟鞋，用生命祭奠了她的愛情。

　我想到了我的爺爺，那個善良的、正直的老人。

　我記得他抱著我嚎啕大哭的模樣，也記得他指著我，對其他試圖給那個男人勸和的人們說：“這孩子以後跟我姓，他是我陳家的孩子，我養他。”

　他帶上了老花鏡，用斑駁的手指翻過我的作業，一點一點地為我講解要點。他拎著菜籃子，慢悠悠地溜達回家，籃子裡肉多菜少，他笑眯眯地說：“給我的大孫子加餐。”

　他在我第一次捉弄了同學的時候，抄起掃帚打我，打累了卻抱著我偷偷地抹眼淚。他在大半夜睡不著覺，跑到我的房間裡，用乾癟的手摸著我的臉頰，又悄悄地離開。

　他改正了我所有隸屬於父親的冷血和狡猾，他將做一個好人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了我靈魂的深處。

　但我還是失去了他，在那個冰冷的夜裡，送他走了最後一程路。

　我難以遏製地想到了張晨。

　我不後悔遇到他，跟他成為兄弟，回想起少年的時光，依舊能感到溫暖和愉快。我最後悔的是沒有把握住底線，越過了兄弟的范圍，和他當了炮--友、當了情人又單方面視對方為伴侶。

　如果只是兄弟，我或許沒辦法做到這個地步，也不會越陷越深，踏進這趟旋渦裡。

　我想不到什麽歡樂的事，也生不出多少難言的恨，成王敗寇，不過如此。

　唯一過不去的坎，在於我從未想過利用他去搞他的家人，他卻能輕易地出賣我，讓我所有的籌碼清空，做得乾淨利落，讓我連借口都無法為他找到。

　誰能知道那天夜裡，我和他在哪裡對供詞？

　誰能輕易地在我的電腦裡做一些手腳，並不為我所察覺？

　誰能將我的貼身用品哪走，誰能輕易地叫我變更原則？

　只有張晨，只有他能做到。

　他為了他的母親，選擇放棄了我，但倘若我與他對峙，他也不會說出什麽歉疚的話吧，他或許會理直氣壯地說：“我救了你第一次，救不了你第二次，誰叫你非要同他們作對呢？”

　我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忘記了我一直說的那一句話。

　我和張晨，從來都不是一路人。大學是一道分水嶺，我們早該疏遠劃清界限，不該再接觸了。

　那些肉--體交纏和短暫的歡愉，如一場過於荒誕不經的夢，總有現實戳破幻想，叫人猛然驚醒，恍然回頭看，已經浪費了那麽多年的光景。

　我所有的感情與信任，終於灰飛煙滅，落得乾乾淨淨。

　又過了三天，調查員帶來了紙與筆，我向他要了一根煙，一邊抽著煙，一邊手寫好了辭職信。原則上應該是開除當籍，再走後續的程序，但違規操作並不嚴重，再加上部分證據不太致命，還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間。幕後人當然想讓我進監獄，但架不住李婉婷苦苦哀求——她爸爸遞了個條子，這件事輕拿輕放，我甚至頗為“體面”地有了寫辭職信的機會。

　我在狹小的書桌上，攥著鋼筆，寫著我的辭職信——這是我第二次寫辭職信，第一次是為了躲張晨。想到當年的瀟灑，我竟然有些羨慕，羨慕那時候有勇氣重新開始的自己，不過幾年，我竟然怕了，又怕又舍不得——我愛我的工作，我愛我所從事的事業，但我現在已經沒有資格繼續做下去了。

　鋼筆尖劃過信紙，寫下了一個又一個字，我感謝了組織多年的栽培，等到了辭職原因的時候，大腦卻一片空白。

　我費力地想了又想，也找不出一個辭職的理由，於是抬起頭，問那位調查員：“一般這時候辭職的人，都會寫什麽理由？”

　那人冷笑著說：“99個人停職查辦了，也就你，有人護著還能寫份辭職信。”

　“哦，這樣。”

　我捏緊了筆，寫下一行字“我深感身體不適，難以應對未來的挑戰和相對複雜的工作……”，寫完了這行字，我自己都笑了。

　我終於寫完了辭職信，遞給了調查員，他單手接過了信紙轉身離開了，於是逼仄的房間裡，又剩下了我一個人。

　提交好辭職信的第二天，我走出了這幢房子，雙腿因為許久沒有動彈，而不得不扶著樓梯，有些謹慎地向下挪，當我走完了最後一階台階，再抬起頭，恰好看見李婉婷衝我笑。

　她的臉上抹著極薄的粉，粉紅粉紅的像剛剛成熟的蘋果，手裡拎著一個大號的袋子，她就站在原地，向我揮了揮手。

　我也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該怎麽面對這個被我拒絕，又竭力撈我出來的女人。

　她等了一會兒，聳了聳肩，小跑著到了我的面前——她一把抱住了我，摸了摸我的後背，說：“陳和平，你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