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善他們留下用了午飯，又陪著先生喝了一盞茶，這才告辭離開。

今天是年三十，晚食肯定用得早，便是家裡沒有需要他們忙碌的，他們也不好晚回，所以庄先生沒有多留他們，將人送到門口看他們離開后便回身了。

幾天的時間，孫子孫女們又重新和庄先生熟悉起來，年節下也沒事可做，於是便一起窩在書房裡陪祖父。

其實就是自己玩兒，庄先生也不擾他們，自己拿了一本書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庄大郎進來，找借口把三個孩子支出去后便從爐子上提起茶壺給父親泡茶。

庄先生眯了一會兒被茶香熏醒，他抬起頭看了兒子一眼，坐好后問道：「有什麼事嗎？」

庄大郎躊躇了一下才開口，「爹，紀安年紀到了，也要說親了。」

庄先生點點頭，「是不小了，可以準備著了。」

庄大郎開了口，接下來的話就好說了，他在下首坐下，看向父親道：「您覺得周滿怎麼樣？」

庄先生愣了一下，然後笑道：「滿寶自然是極好的，但他們不合適。」

庄大郎眉頭微皺，庄先生道：「她的親事已經有著落了，應該過不了多久就會定下。」

庄大郎聞言心底有些失落，不過還是笑問：「是誰家有這樣的福氣？」

庄先生道：「就是她師弟白善。」

庄大郎微訝，兩家家世差得可有點兒大，白家怎麼會願意？

他看向他父親，「是父親做的媒？」

庄先生淺笑道：「若是兩家有意，我倒是可以做這個媒人，這也成一段佳話。」

庄大郎就明白了，這是兩家有意，自己談的。

庄先生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垂眸道：「我看過了，紀安讀書雖一般，但多讀幾年，去考算科也不錯。」

算科出來可以直接進縣衙里辦差，要是做得好，升為主簿也是可以的，這可比當賬房要好得多。

現在庄大郎在的張家，就是張主簿的本家。

庄大郎道：「羅江縣連著二十年的主簿都是張家人，爹，咱家後頭沒人，紀安入官場好處落不著他，壞處卻有可能全落他身上。」

話不是這麼說的，人總要有些野望，怎能因為沒發生過的事便躊躇不前？

可庄先生張了張嘴，這番道理還是沒說出來，在庄紀安剛出生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接白老爺去七里村開學堂的工時父子倆就因此發生過不少的爭吵。

這番道理在他少年時他也沒少提點過，但庄大郎顯然有自己的認知。

就如同庄大郎不能理解他一樣，他也一度不能理解他兒子的想法。

但後來老妻告訴他，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他不能強逼兒子與他一樣，如果不能說服，那就要學著放手讓他自己去過。

日子，都是自己過出來的。

庄先生知道他從小便經歷很多，安穩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庄先生的名額被陳福林佔去時，庄大郎年紀還太小，才有三歲多，就算他記事早，也記得不多，只知道每天還是挺開心的，母親很喜歡牽著他從巷子里往外走，回來的時候碰到巷口賣糖葫蘆的還會給他買一串。

那應該是他記憶深處，最為安穩的一段時間了。

還是翻過年，庄先生被府學逐出的事鬧得沸沸揚揚，以前總是在巷子里和他玩的小朋友們不喜歡跟他玩了，還伸手推他打他。

不過這樣的日子也很短，他們很快回鄉，只是並沒有安穩多久，庄先生對自己很有信心，因此變賣了家裡剩下的田產，帶著妻兒上京去考學。

那一次，他們是抱著留在京城的想法去的。

庄先生當時就和妻子說，就算是真考不上，他也會在京城找一份活兒留下。

當時一家人都很有信心，包括已經稍稍懂事的庄大郎也很高興，覺得父親一定可以。

結果他們是以更狼狽的姿態離開了京城。

庄先生沒有帶他們回鄉，陳福林的根基離綿州太近了，他們回去無異於自動入瓮。

可他們一家的積蓄在京城便花的差不多了，庄先生接連遭受打擊，悲憤之下路上就病了。

那段艱難的日子別說庄大郎，就是庄先生都一生難忘，他一直覺得妻子之所以會早早病逝，和那段時間有很大的關係。

顯然，庄大郎也是這麼認為的。

那時候庄大郎才五歲多，庄先生病倒，一家三口連屋子都租不起，只能在破廟裡暫時安頓下來。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兒，賺來的錢既要維持一家三口的吃食，還要給庄先生買葯。

一家人熬過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掛不住了，然後去給人做賬房。

日子漸漸好過起來，安穩了兩年，庄先生又想著東山再起，便辭去了賬房的工作。

他當時已那樣，想要繼續考學或考官都很難，只能給為官的做幕僚，將來或許可由人推薦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夠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說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兒還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運氣似乎就很差，輾轉做了兩個官員的幕僚，到最後一個時，他甚至一手將人從縣令扶到了司馬的位置上，結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驅逐了。

莊家的日子又難過起來。

在庄大郎的記憶里，從他記事起到十四歲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穩，就算是他父親給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時間，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擠。

尤其是他父親的過往不知被誰宣揚出來之後。

學里，父親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長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態看著他，根本不背人，直接當著他的面和同窗們說，「他父親因品行不端被府學逐出，聽說在京城時還抄襲了同窗的詩句，若不是有人推舉，我父親是萬不會用這樣的人的，但也不過是打打雜，給他們一碗飯吃罷了。」

周大郎回顧自己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他覺得除了幼年時期那不太明顯的時間外，只有他父親給人做賬房的那兩年他過得最安穩，也不失快樂。

所以回鄉以後，他拒絕了父親考學的建議，堅持去給人做賬房。

他覺得，如果沒有根基，那就不要去碰官場。

小富即安，日子過成這樣就很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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