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元的失蹤最終被證明并不是一個靈異事件。郭培元因傳播非法出版物被判拘留15天，并處以若干罰款。拘留期結束之后，他便灰溜溜地返回了京城。對于陰了自己一把的王瑞東，郭培元只能是蹲在墻角畫幾個小圈圈詛咒他，從未想過如何報復的問題。畢竟要論耍橫的能力，一個掮客是無法與一個鄉鎮企業家相比的。

全福公司的事情最終上了報紙，由馮嘯辰請來的記者揮動生花妙筆，向讀者介紹了一個堅決執行國家意志、勇于拒絕外商利誘的優秀鄉鎮企業的形象。王瑞東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個足智多謀、引蛇出洞的有志青年的角色。為了避免刺激外商，全福公司的名字是被隱去的，只說是海東省某企業。阮福根對此并不介意，甚至是心懷感激的。因為這種表揚對于全福公司來說并不完全是好事，他的潛在客戶會從中讀出一些其他的味道，進而不敢與他合作。

馬偉祥、鄧宗白等人也都看到了這篇報道，作為知情人，他們明白全福公司之所以“拒絕利誘”，只不過是懾于重裝辦的淫威而已。但知道這一點就已經足夠了，一只煮熟的鴨子都能夠被重裝辦救活了，讓它回歸大自然，他們這些大國企還敢隨便玩什么名堂嗎？

內田悠也是從這些報道中才了解到了郭培元失蹤的真相，他沒等郭培元被放出來，便選擇了向重裝辦妥協，答應接受重裝辦的價格標準。其實，這個標準也是他們能夠承受得起的，中國人已經下了決心，他們再想從中找出破綻是很不容易的，與其如此，還有必要浪費時間嗎？

最關鍵的是，重裝辦還向日商通報了一個消息，那就是有一家中國企業已經接受了荷蘭一家化肥設備企業的外包訂單。歐洲人對于價格不像日本人那樣敏感，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報出來的價格已經是良心價了，比歐洲自己的價格低了七成有余，這樣的價格還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歐洲企業同樣面臨著勞動力價格上升帶來的成本壓力，重裝辦派出的另一支游說隊伍到歐洲去走了一圈，便帶回來了一批訂單。

內田悠知道，僅僅是歐洲的加工訂單，并不足以消化掉中國所有的過剩制造能力，還是會有一部分企業處于開工不足的狀態，日方依然是有機會的。但有了歐洲的示范，中國方面的決心只會變得更大，日本企業實在是拖不起了。

包括池谷制作所、秋間會社、森茂鐵工所在內的一干日本企業與重裝辦簽訂了設備分包協議，委托重裝辦組織中國企業為日方提供服務。除了設備制造之外，日方還提出希望中國派遣一些有經驗的工程人員參加日本海外項目的現場安裝和施工，對此重裝辦也欣然答應了。中國派遣的工人工資只有日本工人的1/3，能夠極大地降低日方的設備建設成本。對于中國方面來說，這簡直就是撿到了一個金元寶，因為即便是只相當于日本工人1/3的工資水平，也是國內現有工資水平的若干倍了。

這就叫雙贏，這是乾貴武志代表日本化工設備協會與羅翔飛簽署合作協議時，羅翔飛所做的評價。對此，乾貴武志表示了高度的贊同。

不過，在臺下觀摩簽字儀式的人群中，至少有兩個人是不這樣認為的，一個是馮嘯辰，另一個則是內田悠。他們雖然所處的立場不同，對于這件事的看法卻有相似之處。

所謂的雙贏，只是就眼下而言的。中國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的并不只是分包業務的傭金，還有制造和安裝大型成套設備的經驗。日本企業的海外客戶也將見識到中國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風，這相當于中國人借著日本企業的平臺為自己做了廣告。等中國自己的技術成熟，中國企業將可以甩開日本企業，單獨承攬業務。可以這樣說，日本企業是手把手地教會了中國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

“他們遲早要輸的。”馮嘯辰在心里冷冷地說道。

“我們遲早要輸的。”內田悠無奈地嘆息著。

是的，但凡有一點別的辦法，內田悠也不希望這樣去培養自己的競爭者。但是有什么辦法呢？在海外競爭力日漸下降的同時，由于游資的涌入，日本國內的房地產和股市不斷高漲，包括內田悠自己的老板在內，許多實業界的大佬們都已經把精力轉向了虛擬經濟，根本無心關注實體經濟的興衰。請中國企業代工，就是他們放棄實體經濟的一個步驟。日本在實體經濟上的衰落已經是不可挽回的了。

外包業務的事情已經進入了正軌，馮嘯辰也就不需要再去操心了。事實上，他也得花點時間操心一下自己的事情了。這天下課后，于蕊把他拉到一邊，向他透露了一個消息，頓時把他驚得目瞪口呆。

“老幺，我問你一件事。”于蕊表情嚴肅地說道。

于蕊是戰略所84級研究生班的老二，她原本是體改委的一名處長，是帶職讀研的。平日里，于蕊與大家的關系都不錯，還經常會從自己家里帶一些好吃的東西來給謝克力、祁瑞倉等脫產的同學改善伙食，頗有一些大姐的樣子。馮嘯辰與于蕊的關系更是非常親近，平時說話都是挺隨便的。

“于姐，什么事情啊，怎么這么認真？”馮嘯辰嘻嘻笑著問道。

于蕊沒有笑，她問道：“你對象是不是在工業大學讀研究生？”

“是啊。”馮嘯辰答道。

“她原來是不是一個電焊工，只有初中學歷？”

“嗯，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我問你，她上研究生的事情，你有沒有幫忙？”

“于姐，你這是什么意思？”馮嘯辰終于覺得有些不對勁了，于蕊問得這樣細，顯然不是什么好事。

于蕊也沒打算賣關子，她說道：“我跟你說一件事，前兩天咱們社科院有位教授參加一個有不少領導同志參加的會議，在會上大家談起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時，這位教授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某部門的一位年輕副處長，拿國家的科研經費做交易，要求工業大學的一位教授招收他的女友攻讀研究生，而他的女友只有初中學歷，是一名工廠里的電焊工……”

“我靠，這不就是說我嗎？”馮嘯辰跳了起來，“這是誰呀，跟我有多大的仇？”

“你能想得出來的。”于蕊說道，沒等馮嘯辰猜測，她便揭開了謎底：“這位教授就是高磊。”

“高磊？”馮嘯辰倒抽了一口涼氣，“不會吧，他至于這么卑鄙嗎？”

早在組織藍調學術沙龍的時候，馮嘯辰就知道自己會得罪高磊這位時下的風云人物。后來，在重裝辦組織的引進技術交流會上，高磊大放厥詞，馮嘯辰為了給重裝辦正名，直接與高磊發生了言語沖突。他想過，高磊肯定會記他的仇，并且有可能會在某些學術問題上向他發難。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高磊居然會如此下作，拿杜曉迪的事情來作為攻擊馮嘯辰的手段，這哪像是一個老師的所為。

關于杜曉迪上研究生的事情，馮嘯辰的同學中間有不少人是知道的。像祁瑞倉、謝克力這些人，都曾到馮嘯辰家里去做過客，也見過杜曉迪，并捎帶著知道了杜曉迪僅僅憑著初中畢業的水平，考取了蔡興泉的研究。對于這件事，馮嘯辰的同學都是抱著欣賞的心態，覺得杜曉迪很不簡單。

高磊在社科院也帶研究生，估計他正是從自己的學生那里聽說了這件事。再結合蔡興泉承接了重裝辦委托的科研項目，高磊自然地腦補出了一個利益交易的場景。他堅信，像杜曉迪這樣一個普通工人，是絕對不可能有能力考取工業大學的研究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馮嘯辰以課題為條件，換取了蔡興泉答應接收杜曉迪讀研。

類似于這樣的事情，在時下其實并不少見，高磊自己也曾干過這種事，接收過關系戶介紹過來的學生。不過，高磊自忖自己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因為他招收的這些關系戶子弟，好歹也是有個本科文憑的，自己只是在考研的時候稍稍幫了一點忙。哪像馮嘯辰這樣吃相難看，居然能夠把一個初中生塞進研究生的隊伍。

要說起來，其實高磊的猜測也不算完全離譜。杜曉迪的確是馮嘯辰介紹給蔡興泉，而且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原因是蔡興泉承接了重裝辦的研究課題，杜曉迪正是以課題組實驗員的身份進入工業大學的。高磊沒有猜對的地方是，杜曉迪考研究生并不存在舞弊現象，通過在課題組期間惡補的功課，她已經具備了考上研究生的能力。

通過走后門上研究生這種事情，屬于民不舉官不究的行為。大家都知道這種行為不合理，但很少有人會去檢舉或者質疑，他們充其量只是抱怨自己沒有關系，無法得到這種機會。高磊在有高層領導出席的會議上點出此事，性質就完全不同了。

“領導當即就表示了，要求有關部門對此事進行嚴查，形成材料上報。如果發現確有以權謀私的行為，要對當事人進行嚴厲處罰，還要對涉事的學生進行開除處理。”于蕊向馮嘯辰敘述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