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春天酒樓以及辰宇工程機械公司，馮嘯辰的態度都是原則上指導，在具體的經營上并不干預。他知道自己的長處并不在于企業管理，而是擁有穿越者的預見性，以及前一世作為一名裝備產業主管官員所擁有的大局觀。讓他具體去做某個企業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職業經理人做得出色。

陳抒涵、楊海帆這些人也許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職業經理人，但卻是馮嘯辰目前能夠找到的最合適的人選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業還是比較容易的，只要膽子大一些，有一點經營頭腦，不特別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夠成功。而陳抒涵他們，則會在這種鍛煉之中不斷地成長起來，成為有能力在市場上搏擊風雨的商界精英。

春節過后，新的學期開始了。經過一個學期的適應，戰略所84級的碩士生們不再如上學期那樣緊張與拘束，各自的導師也分別給他們布置了科研課題，讓他們在課程學習之外還要進行學術研究。不過，這種科研課題并不像后世那樣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獻、做出什么美侖美奐的數學模型，而是針對當前的改革實踐，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是與現實的經濟生活息息相關的。

1985年的中國，城鄉各處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會上，國家做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使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進入了快車道。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要點就是放權，嚴格的計劃經濟讓位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一統的中央集中管理體制讓位于“擴大地方自主權”，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企業逐步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一時間，個人、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了，套一句圣人語錄，可謂是“萬類霜天競自由”。原來因為擔心政策有變而不敢有所作為的民間資本紛紛進入市場，出現了“十億人民九億商”的繁榮場面。國有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場，口號一個比一個喊得更響，改革措施一個比一個更讓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盤上呼風喚雨，大搞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各種電視機廠、電冰箱廠、摩托車廠之類的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使宏觀經濟出現改革開放后的第一輪“經濟過熱”。

經濟實踐的多姿多彩，也帶來了理論研究的繁榮。在經濟學界，各種學術觀點競相登場，“改革研討會”一個接著一個，而幾乎每個會議都會伴隨著激烈的理論爭吵。不過，不管是持何種觀點的學者，他們的血脈中流淌的都是憂國憂民之心。他們殫精竭慮，窮經皓首，或是高舉著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著凱恩斯、薩繆爾森的原著，在反復地推演著國家的走向。

沈榮儒作為一位中央智囊一級的經濟學家，自然受到了各個學術會議主辦方的青睞。他辦公室里的會議邀請函堆積如山，來自于學術界老友的邀請電話接連不斷，讓他不勝其煩。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不能隨便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點，遇到一些級別比較高的會議，他只能讓自己的助手或者學生替自己去出席，馮嘯辰這個關門弟子便充當起了導師替身的角色。

“這次會議上有什么收獲嗎？”

每次馮嘯辰外出替沈榮儒開會回來，沈榮儒都要這樣向他了解會議的情況。這些學術會議結束之后，當然都會發一些會議簡訊以及論文集之類的資料，上面能夠反映出參會者的主要觀點。不過，沈榮儒更愿意讓馮嘯辰從自己的角度給他介紹一下會議上的亮點，他已經發現，自己的這位年輕弟子有著敏銳的學術觀察力，看問題的角度也與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還是老生常談，計劃與市場之爭，另外就是關于價格改革的一些意見。總體來看，現在傾向于進一步放權的呼聲越來越高，有幾位學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讓市場由大亂而生大治，據說這也是美國一些制度學派學者所推崇的觀點。”馮嘯辰答道。

沈榮儒道：“是啊，這幾年國家一直都在放權，也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權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從放權中間嘗到了甜頭，他們對于放權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

馮嘯辰笑道：“可是學者們提出的放權，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權可不是一碼事。學者們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包括放棄定價權，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卻是希望保留對下屬企業的干預的，他們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們的事務。”

“這就是矛盾了。”沈榮儒道，“其實，中央、地方、企業，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層的企業，在關于放權的問題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們擔心政府如果徹底不管他們，他們在市場上會遇到風險。”

馮嘯辰道：“沒錯，這次會議上有學者發布了他們在部分國企進行調研的結果，他們發現，許多國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預他們的經營，給他們以充分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夠控制鄉鎮企業以及私營企業的發展，讓這些新興經濟形式不要和他們搶市場。”

沈榮儒冷笑道：“也就是說，他們既想要政府保護他們對市場的壟斷，又不希望政府插手他們的經營。好處他們都想占，責任則是一點都不想負，這樣的企業，怎么能算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呢？”

“不過，也不絕對都是這樣吧。”馮嘯辰道，“我這次去開會，趁著會議間隙，也去拜訪了幾位企業里的朋友。他們的企業原本都是部屬企業，在去年開始劃歸地方管理。他們向我反映，劃歸地方之后，他們與其他部屬企業之間的協作受到了影響，沒有了原來那種全國一盤棋的大協作，技術水平的提升出現了困難。這個問題，我正打算向羅主任那邊再求證一下。咱們這么大的國家，裝備工業不能相互割裂，否則就沒有競爭力了。”

沈榮儒點點頭，道：“這種情況，我也聽到了一些反映，不過我沒有具體做過裝備工業方面的工作，體會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專門的課題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議，我幫你提交到中央領導那里去。”

“那可太好了。”馮嘯辰道，“這個問題，我想經委方面也會向中央匯報的，再加上您這邊的學界觀點，領導應當會更加重視吧。”

沈榮儒道：“其實，中央一直都很重視這個問題。上次咱們去北化機調查分餾塔質量事件，你們幾個研究生回來之后寫的調研報告，中央領導也做出了批示，明確提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仍然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困難的地方，在于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分寸。

咱們國家的事情，往往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現在國家總的政策方向是放權，在這個時候如果過分強調‘全國一盤棋’，很可能又會回到原來那種國家一把抓的局面上去，使此前搞活經濟的努力半途而廢。這也是中央領導同志不便于輕率做出指示的原因。”

“我明白了。”馮嘯辰應道。他并不是一個政策方面的菜鳥，他深知國家大政方針的敏感性，隨隨便便的一個政策，都可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去改變的。這兩三年來的放權的確造成了一些經濟上的亂象，但帶來的好處卻是主要的。通過釋放地方、企業以及民營資本的活力，國家經濟呈現出了蒸蒸日上的趨勢，這是主流。如果因為個別部門出現了一些問題而要開倒車，那就是得不償失了。

向沈榮儒匯報完，馮嘯辰請了假，前往重裝辦去拜見羅翔飛。他這次出去開會，所接觸的幾位朋友都是重點裝備企業里的干部，他們反映的事情與重裝辦的工作頗有一些關系，馮嘯辰也有義務把這些意見反饋給羅翔飛。

“喲，小馮回來了，怎么樣，現在是個大碩士了，有機會多指導指導我們的工作啊。”

馮嘯辰一走進重裝辦的院子，便收獲了一堆恭維，劉燕萍、薛暮蒼、吳仕燦等等都親親熱熱地向他打著招呼，前不久還一起并肩戰斗過的王根基則是一把攬住他的肩膀，給了他一個看上去很曖昧的熊抱。

應付完這些同事，馮嘯辰笑嘻嘻地走進了羅翔飛的辦公室。羅翔飛剛才就已經聽到動靜了，見馮嘯辰進門，他笑著站起身，親自給馮嘯辰倒了杯水，又陪著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在羅翔飛心目中，馮嘯辰依然是他最得力也最有眼光的屬下，每一次馮嘯辰來訪，羅翔飛都是非常高興的。

“又出去開會了？怎么樣，有什么新的見聞嗎？”

羅翔飛這樣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