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經筵在紫禁城東南角的文華殿舉行，雖然文華殿在規模上不及奉天殿、華蓋殿這些位于皇宮中軸線上的主殿，但卻是弘治皇帝最常光顧的便殿，這里距離內閣大堂最近，隨時可以召喚大學士咨詢政務，平日里弘治皇帝批閱奏本幾乎都在文華殿內。

    沈溪隨眾翰林院、詹事府同僚來到文華殿前。

    從外表看，文華殿在宮里算不得顯眼，但頗為精巧雅致，在諸多大紅宮殿中獨樹一幟。

    在沈溪等人抵達前，司禮監太監已經陳設四書經史各一冊于金鑾寶座前的御案上，稍后弘治皇帝出席后，若有什么疑問，便可自行查閱。

    與此同時，堂下左右兩張講案上，各列一冊供經筵講官比對……當然，日講官需要自己撰寫講義，務求做到生動，吸引包括弘治皇帝在內的聽眾的注意力。

    經筵上，有專門負責講的，自然也會有聽眾。

    平日經筵聽眾除了皇帝和出閣的太子之外，王公貴胄和七卿也會出席，同時六部和各寺司也會有官員受到邀請，同時有專人在旁記錄和學習……這就是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一干官員。

    這次經筵因為是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第一場經筵，還有可能是入夏前最后一場，所以受邀前來的翰林官和詹事府的官員非常多，在大殿后面的地席上坐了黑壓壓一片。

    經筵講官分為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一般由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來充任，除此之外還有日講官、展書官、侍官人員各不定，分為東西兩班，人數多寡全看經筵的規模和事前的安排。

    沈溪就算身為從六品的翰林院史官修撰，卻沒資格充任經筵官，最多是個陪坐末席，拿著筆記錄。用心學習揣摩的翰林小官。但從規矩上來說，未來的經筵官必然會出自今日旁聽的一眾翰林之中，所以沈溪權當是為未來給皇帝講經做功課。

    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鑾駕抵達時，沈溪已經等了約莫半個時辰，隨著弘治皇帝到來，先是升座儀式，沈溪和其他參加經筵的文武大臣、講官、旁聽等一起，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頭，回到座位，經筵終于開始。

    果然不出所料。這次經筵的總講官正是謝遷，司儀則由鴻臚寺卿主持。

    儀式開始，鴻臚寺卿宣布“進講”，一名講官從東班出，另一名講官從西班而出，到了講案前北向而立，先行師禮鞠躬，再行叩拜天子之禮叩頭。隨后，展書官上前把經史、講官講義展開。經筵便正式開始。

    講官講經筵的順序，是先四書后經史，四書講官在東，經史講官在西。連同經筵官分為東西兩班列在一邊，等待前一人講解結束，后續跟上作講。

    這就好像是一次演講活動，所有要演講的人要排序而來。一次上去兩個，等二人相繼講完，然后再換下兩人。

    經筵講官穿著大紅袍。至于展書官以下的侍官則是身著青綠色錦繡服，給事中、御史和侍儀官共六人分別列于講案的東西兩側，負責監督經筵講官的禮節和體統，若有不合時宜者，就會遭到上書彈劾。

    畢竟這是給皇帝和太子講文學、禮法和經史時，任何人不能在禮數上有任何錯漏，否則就有大不敬之嫌。這一次經筵，弘治皇帝擔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剛愈，干脆沒有讓太子出席，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經筵上提建文舊事的打算，在事情沒有公論之前，讓太子接受新觀點有些不合時宜。

    除了弘治皇帝外，皇家再無人出席，外戚中卻有張鶴齡、張延齡兩兄弟，一個是壽寧侯、一個是建昌伯，不過比他們地位更加尊崇的還有英國公張懋，至于其他勛貴，并不在此次經筵邀請之列。

    凡文武大臣參加經筵，無論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進宮聽講，而且要虛心受教，在經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嘩之事，凡皇帝有疑問，就連武將也不能以“不知”來回答，要根據自己的想法如實稟告。

    這就好似一次考試，皇帝不容許你有回避的機會，所以必須要認真聽講，若在經筵時應答天子提問，出現答非所問離題萬里的情況，會讓人覺得你沒有認真，輕則訓斥，重則可能會降職罰奉。

    沈溪作為旁聽者，在翰林官中負責記錄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瓚給他擋著弘治皇帝的視線，照理說就算他偷個懶也沒人會發覺，不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經筵，更多的是要積累經驗，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謀其政。

    更何況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舉行經筵主要是想在經史上提出“建文年號”之事，而這件事的“起因”，正是謝遷脅迫他寫的那份因修《大明會典》發現諸多問題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說他自己也算得上是這次經筵的主人公。

    這個時候便連朱希周等人對此事也是一無所知，沈溪揣度，清楚個中隱秘的不過弘治皇帝、謝遷、王鏊等寥寥數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隱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確切表現出恢復建文年號的決心和態度。

    經筵正式開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瑣禮節的講官恭敬退下，展書官和侍官隱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杰出來講四書中的《大學》，而后是大學士謝遷講經史，這次講的卻是《新唐書》，其中重點提到唐太宗爭位的典故。

    對別人來說，不會有太多意外，本來經史就那么多，既然說到《新唐書》，講唐太宗，難免會提到玄武門之變。

    沈溪卻知道，這是在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爭位之事埋下伏筆。

    謝遷之后，是焦芳出來講《中庸》，不得不說，在那么多掛職的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中，今年已經六十五歲的焦芳屬于才學出類拔萃的那類人，若非他********削尖了腦袋往上鉆，同時詆南譽北，為很多官員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會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問題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連弘治皇帝都覺得這個人不怎么靠譜，在建文舊事上連焦芳這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都沒有通知，他在那兒傻愣愣講中庸之道，自以為精彩絕倫，能得到天子的欣賞。

    實際上，按照歷史發展，焦芳的確靠其善于經營而入閣，迎合的卻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監劉瑾，沈溪并不會因此對焦芳有所偏見。因為權力場上很多事情無法用對錯來評價，不能說焦芳隨波逐流迎合了劉瑾，便否定其在學術和為官上的造詣，但對于其“對南方人刻薄”的名聲，心存顧忌，打定主意最好還是敬而遠之。

    焦芳之后，是幾位左、右春坊的日講官，他們所講的仍舊為經史子集中的內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禮部會試和殿試中經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沒有發問，因為無論是《四書》、《五經》，還是史籍文章，都屬于老生常談。根本沒什么好問的。

    最后一講，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鏊，而他所講的內容，則是因修《大明會典》所衍生出來的本朝史料問題。

    當王鏊從洪武年開講。在場便有人察覺有異，尤其是提前收到風聲之人，包括近來被弘治皇帝和壽寧侯兩次提到洪武、永樂舊事的翰林院眾屬官。

    當王鏊提到太宗繼太祖之后頒布《教民榜文》時。弘治皇帝的臉色變化了一下，但他沒有打斷王鏊的話，等王鏊將太宗一朝所頒布的典規大致說完之后，弘治皇帝才開始發問。

    “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間，朝廷并未頒布典章？”朱祐樘看著王鏊，“王愛卿，你可知曉？”

    此時謝遷走出來，跪地進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會典》之時，與史料修撰中多有錯漏之處，奏本至內閣，尚未有定論，懇請陛下復閱。”

    朱祐樘伸出手對司禮監道：“呈上來。”

    在場有大臣雖不明就里，但都覺得事情有些不太對頭，今天是經筵日，并非朝會，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會在這種場合“復閱”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屬于臨時起意，但謝遷作為內閣大學士卻不可能不知曉這規矩。

    在非常注重禮法的經筵上，謝遷居然如此“僭越”，這是想被給事中和御史彈劾嗎？

    此時給事中、御史那邊卻裝聾作啞，好像并沒有發覺謝遷在經筵上進呈奏本有何不妥之處。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謝遷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經筵所議之事，也應該與謝遷所進呈的奏本有關，而王鏊恰好講到洪武和永樂朝的舊事，那不用說，問題的關鍵就在那“史料記錄上消失的四年”。

    這時候沈溪心中五味雜陳，他本來還希望張鶴齡出來答策問，把他這份奏本給暫時掩蓋過去，可誰料到謝遷的進呈會這么直接，看劉健和李東陽的態度，這兩位弘治皇帝應該提前通過氣了，否則斷無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會就說這是我提出來的吧？”

    弘治皇帝裝模作樣，仔細將奏本中內容看過，放下奏本后，微微嘆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開大明千秋萬世之基業，至太宗，四海升平，實乃人間萬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譎云詭，卻不知哪位臣工可為朕心頭解惑？”

    弘治皇帝說完這話，臉上滿是滄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來接茬。

    因為沒有問具體之人，在場的大臣不愧是儒門中出類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現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關重大，只要沒問到我頭上，休想讓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變時，壽寧侯張鶴齡從席位上起來，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禮，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書，略有心得，或可為陛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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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這段情節主要是為小沈溪升遷打伏筆，如果沒有功勞，總不會讓沈溪在翰林院一蟄伏就是三年五載吧？

    請大家多給點兒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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