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齊太初四年，得益於充足的降水和不那麼多的蝗蟲，遼河平原秋糧豐收，拳頭大小的土豆和黃橙橙的玉米，以及沉甸甸的稻穀，堆滿了遼東各個州府縣的穀倉，管糧食的小吏裂開嘴角傻笑，瀕臨遼東的草原牧場上，牛馬長得驃肥身健，民政官員統計說，大型牲畜數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不止·····整個遼東可謂風調雨順。

  仿佛是上天眷顧穿越者，眷顧多災多難的大齊，給太上皇一個驚喜。

  然而就在大家以為否極泰來，帝國的一切都在慢慢變好時，變故卻再次發生了。

  九月初，在大齊統治核心，在鐵嶺清河等地，發生了農戶對農會的叛亂活動。

  那些原先老實巴交堅決擁護大齊的農戶，將收穫的土豆稻穀藏在自家柜子里，埋在後院地窖里，拒不上交給農會，按照農會餘糧徵調制度，普通農戶需要上繳當年收成的七成左右將無償上繳給農會。

  農會派人進入各家各戶強征糧食，遭到許多農戶的堅決反抗，一些退伍老兵也加入反抗隊列中。

  最終，釀成鐵嶺等地大規模的農戶叛亂。

  帝國之所以如此沉重剝削老區百姓，是因為近幾年發生的幾場大戰都在北方，比如和朝鮮的戰事，和羅剎鬼的戰事，以及準備報復倭國的軍事行動。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糧草，是支撐東征西討的決定性因素。

  實際上，要維持帝國戰爭烈度——即要滿足同時發動三場局部戰爭的能力——遼東和關內百姓都需要勒緊褲帶，節約每一粒糧食，以供應前線部隊。

  除了曠日持久的戰爭，百姓還需承擔工業積累造成的農業消耗，以及在湖廣修築的天心城。

  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最後，都轉嫁到了普通農戶身上。

  武定皇帝主政時，曾經多次減免農戶負擔，施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孫傳庭等人迫於後勤壓力，不斷加重賦稅，直到百姓難以為繼。

  齊國存在不過才十五年時間，這短短十幾年中，至少爆發了五次針對帝國的大規模農民暴動，小規模的叛亂更是數不勝數。

  距離穿越者的皇圖霸業越近，百姓的負擔便越重，直至全面崩潰。

  好在劉招孫從一開始便適應了崩潰。對他來說，只是一次次考驗。

  再苦一苦百姓，在這裡並不是夢囈和影視劇台詞，而是某種迫切的政治經濟現實。

  每當夜深人靜，與嬪妃們纏綿悱惻結束時，劉招孫捫心自問，總會安慰自己說，古往今來，所有帝國都是這樣走過來的，英國是這樣，法國是這樣，俄國是這樣，大齊，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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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仁宗時代，帝國解密檔案，才為世人提供了了解太祖統治時期，農戶暴動主要成因。

  在這份絕密檔案中提到，太初四年（1636年）5月受命前往鐵嶺平定農民暴動的第二兵團主官鄧長雄，在寫給太上皇的有關該省農戶暴動的奏章中指出：

  「這次暴動（即鐵嶺暴動）的主要原因，和關內其他府縣的情況是一樣的，是對餘糧收集制不滿和農會橫徵暴斂、粗暴推行餘糧造成的。」

  「餘糧收集制」，是大齊在武定初年推行的一項軍事政策，後世也稱之為「糧食攤派制」。

  儘管武定皇帝在繼位之初向天下百姓描繪了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理想世界，但事實上，這樣一個烏托邦的世界是不可能完成的，至少在劉招孫有生之年（兩百年內）是不可能看到的。

  理論和現實一旦發生衝突，現實便會用強大的力量將理論扭曲，進而讓理論適應現實。

  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大齊王朝派到各地農會收糧的征糧隊，在收集所謂「農民們的餘糧」過程中，通常採用暴力手段，強行徵集農民手中的糧食，包括他們用以活命的口糧和來年播種用的種子糧。

  帝國的戰爭沒有一刻停歇，所以徵收也不可能放緩，儘管朝鮮和南明每年向大齊支付巨額的銀兩、糧食以及各種物資，然而對於這樣一架不斷擴張膨脹的戰爭機器來說，那點歲幣物資不過是杯水車薪。

  而且，帝國派往朝鮮四道的軍隊，基本都是負收益，占領朝鮮人地盤的成本，遠高於當地能支付齊軍的授意，所以，準確來說，在收割東南亞和日本之前，帝國將不得不長期對國內百姓收割，這種收割不僅僅局限於富戶。

  國用不足則虐之於民，餘糧收集制度自然激起了各地農戶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發了無數場暴動。

  總之，大齊帝國農業的集體化（也就是成立農會）和餘糧收集制度，是一場統治運動，本質上，不外乎是對農民進行國內殖民化。

  通過《齊朝田畝制度》，確保全國各地農產平，源源不斷流入國家的糧倉和農場，為帝國窮兵黷武提供了物資保障，也為工坊、學堂主導的工業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

  通俗點講，便是犧牲上千萬農戶，換取穿越者所謂的王道霸業。

  大齊農戶也不傻，既然辛辛苦苦種的糧食都屬於大齊，歸於帝國，那麼我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去戰場當炮灰？

  圖分配的那幾口窩窩頭，還是圖軍隊發下來的鐵片勳章？

  越是越來越多的農戶宰了牛馬牲畜、砸了鐵鍬農具、焚了種子作物，破罐子破摔，只求一死。

  當然，孫傳庭對付這些「懶惰者」，做法也非常粗暴，直接讓他們去庫頁島墾荒，去西伯利亞挖土豆。

  短短几年時間，孫傳庭這套操作下來，帝國農戶生產積極性沒了，農作工具不足了，作物種子也不夠了。

  後果就是太初三年大饑荒，太初四年大暴動。

  朝廷預想的把農戶集中起來種大地，用蒸汽機灌溉耕種，提高產量的宏偉計劃，也全部泡湯。

  殘酷的現實，對戶部尤其是孫傳庭來說，不啻為一記響亮的耳光，難道說《齊朝田畝制度》錯了？

  難道說帝國統治的基礎不夠牢固？

  難道說武定皇帝統治沒有合法性？

  孫傳庭很清楚，打誰的臉也不能打太上皇的臉，打了太上皇的臉，不知又要死多少人。

  馬士英則表示，餘糧收集製作用巨大，不能取消。

  於是，更多的征糧隊被派出去。

  農民最後一口飯也被迫交了出去。

  於是，更大規模的暴動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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