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大港阿巴丹。全身包裹着布料的婦女們，在椰棗樹蔭下躲避着正午熾熱的陽光，她們用莎草辛勤的編織着草蓆，這種精美的編織物，在萬里之外的大漢帝國，特別是氣候炎熱的南方各省，受到普遍的歡迎。

阿巴丹以鹽業和草蓆聞名於世，但最近幾年，這兩個經濟支柱中的前一個，已在大漢的打擊下徹底破產，大漢帝國的商業可以說滲透到了整個世界的。

所以整個波斯編織草蓆的婦女羣中，漸漸開始有失業的男性鹽工加入。

信奉光明神的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國征服的時間並不久遠，新的征服者就已經來到了。

對於如今的波斯人來說，和大漢的貿易，能抽取豐厚的稅收，攆走漢商，只會把他們推向波斯灣對面的埃及，便宜那些可惡的馬木留克。

沒人願意和大漢帝國叮噹響的金幣爲難，沒人願意把財神推向紅海對岸的敵人，所以，阿魯渾率軍離開後，總督們對漢商越發客氣了。

只不過。一切都得服從大漢建立的貿易秩序，波斯的羊絨地毯、莎草蓆、貓兒眼，細蘭的紅藍寶石和象牙，埃及的黃金和小麥，印度的檀香、長絨棉，大漢帝國只需要這些，而其他的特產，比如馳名世界的印度土布，蜚聲中東的大馬士革鋼刀，還有阿巴丹的海鹽，則在大漢帝國強悍的工業體系之下直接崩潰。

當然漢國並不需要大馬士革刀，畢竟那玩意的鍛造技術似乎還是華夏流出去的。如今已經繼承了全部華夏古文明的大漢帝國想造出來並不是什麼問題。

在這裡從陸地到達大漢，要翻越險峻的蔥嶺。要穿過黃沙漫漫的塔克拉瑪干，再進玉門關，河西走廊入長安，波斯商人滿載的駝隊得走上整整一年，也許還走不到，這一路之上萬裡之遙，恐怕一個弄不好就會交代在路上。

可大漢海船從廣州港到阿巴丹，只需要短短的半個多點月就行了！一艘船裝載的貨物。就相當於幾百上千匹駱駝！

所以在這場貿易戰中，波斯商人的潰敗簡直理所當然，阿巴丹的鹽業凋敝也順理成章，現在的鹽工賈胡爾加入編草蓆婦女羣中，還會引來善意的玩笑，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將會見慣不驚。

如今已經不是故宋也不是以前的華夏王朝。劉宇的大漢帝國已經進行大量的改革，商人，商業當然就是首當其衝，劉宇第一個動手的就是商業。

故宋三百年間儒家耕讀傳家的文化浸淫，讓年輕官員和自耕農的身價也頗爲不低，只苦了工人們——重農抑商思想下。工商無疑是“賤業”。

一千多年前，人們就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道理。重農抑商人爲地抑制了人們發財致富的通道。那麼，歷代爲什麼要不遺餘力地‘重農抑商‘。甚至‘毆民歸農‘呢

以私有制爲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繫，打破彼此隔絕的地域界限，在各個獨立的社會個人之間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橋樑，在追逐利潤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和消費。

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由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專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集權統治要求人民空間位置凝固，彼此之間杜絕橫向聯繫，保持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

以實施人身控制和弱（貧）民術，自由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專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餘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爲怪了。

而在古代華夏，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由經濟發展壯大後一定會沖毀作爲專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專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由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曆史上的‘重商主義‘學派甚至認爲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

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置議會，監督國王，併成爲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

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爲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

可是這些統治者似乎忘記了，一個客觀存在的道理，經濟活動中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必須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進，工商業爲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技術，資金，信息等，農業纔可能發展，進步，人爲將其對立起來是嚴重違反經濟規律的行爲，絕對不可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

表面上看重農抑商似乎是爲了重農，其實從抑商的實際效果看，它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使農業變得死板和僵化，長期停滯於簡單再生產狀態。

這樣的影響是巨大，整個華夏也因爲這個錯誤的而導致整個的華夏都陷入了停滯不前，翻開華夏民族的歷史就能發現一件十分坑爹的事情。

整個華夏文明從王朝建立開始就完全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換句話來說就是一個停滯的階段，總是在恢復和毀滅之中重演。

在華夏統治者反覆強調農業爲本業，商業爲末業，強化本末意識，抹黑商人的形象，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

第二，在土地問題上，採取抑制兼併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第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

第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二是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如西漢商人的算賦加倍；

三是對暴利行業採取官營（史稱‘官山海‘），直接由國家壟斷經銷，不許商人染指，中國曆朝歷代主要是實行鹽鐵官營，因爲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蒐括掉卻毫不知覺。

這一切的惡果最後還不是要各大的統治者和王朝還有華夏人來承受。

而爲了避免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劉宇直接強行壓制掉所有人的反對，進行強行的政治改革，這也是他少有的幾次強行改革之一。

畢竟弊病竟然已經知道了，那就不必要讓他們繼續存在下去，哪怕是強行改革又如何，劉宇根本不在乎這麼多，正如之前所說他劉宇可以拋棄一切只爲民族，只爲華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