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點頭道：“是的，最關鍵的還是日本九州島，我們如果完全占領了九州島，完全站住了腳，英國人想干什么，也沒有辦法，日本的地形，本來就很利于防守。”

    九州的政治由李鴻章親自負責，軍事上由軒建章帶著華軍第一野戰師的兩個旅負責。

    由于沒有充足的彈藥，所以李鴻章和軒建章兩個人一直捉襟見肘，卡特麗娜卡芙公主之前覺得現在就對阿富汗動手，華皇有點急進，也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

    以華國現有的工業實力，無法支撐大規模的戰爭需求，至少，無法支撐日本和中亞這邊的兩線作戰需求，更何況，兩個地方還隔著十萬八千里。

    華國的優勢是地域廣大，但是有時候地域廣大也有一個不好的地方，運輸是大難題，還有一個問題，因為需要集中工業規模，華國的重工業主要集中在秦皇島一帶和東北，輕工業主要集中在華東，很多軍需物資，尤其是要運送到阿富汗的物資，都屬于輕工業范疇的，需要從華東運到北京，然后再通過漫長的大西北鐵路網運到中亞省來，耗時費力。

    這也正是萌總裁要在中亞的阿拉木圖之外，盡快在里海旁邊建造一個直轄市和工業基地的原因，這樣，將能解決長途運輸的問題，只是，沒有個五年以上，新建一座城市和一座工業基地出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九州島是日本第三大島，位于日本西南端，東北隔關門海峽與本州島相對，東隔豐予海峽和豐后水道與四國島相望，東南臨太平洋，西北隔朝鮮海峽與韓國為鄰，西隔黃海、東海與中國遙對。舊為筑前、筑后、豐前、豐后、肥前、肥后、日向、薩摩、大隅，共九國，遂稱九州。

    廣義上的九州則指九州地方，包括九州本島上的福岡縣、大分縣、宮崎縣、佐賀縣、長崎縣（含五島列島和對馬島）、熊本縣、鹿兒島縣。

    現在，整個九州島，除了薩摩川內仍然在西鄉隆盛手中之外，全部都在華軍的掌控中了。

    但是李鴻章和軒建章要面對的問題是，既要以有限的軍事力量全面占領整個九州島，還要防止日本人，英法聯軍從北九州方向，以及各個港口，可能會發動的反撲。

    這樣，盡快清除西鄉隆盛的殘余力量，便成為了重點。

    如果是原本的歷史，西鄉隆盛早就應該死了，但是由于華皇的到來，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第一次西鄉隆盛同日本政府軍作戰，被華軍從側面接應，放了西鄉隆盛一條生路。

    后來軒建章打伏擊，又連續抓獲了西鄉隆盛兩次，都被軒建章在請示華皇之后放了，所以，西鄉隆盛才一直活到今天。

    軒建章和華皇之所以放掉西鄉隆盛，不是因為慈悲為懷，而更多的是從政治角度出發，連帶著李鴻章也是這種想法。

    西鄉隆盛在日本的威望太高，如果華軍貿然將西鄉隆盛殺掉的話，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這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慮，而軒建章出于軍事角度的考慮認為，如果西鄉隆盛死了，這之后，面對大都是山區的九州島，日本的武士仍然會持續的反抗，并且會全部轉入暗中，轉入分散，不會像現在在西鄉隆盛的領導下這么集中。

    對于單兵作戰擁有強大優勢的華軍來說，自然是希望日本的民間反對勢力越集中越好，殺到不足以反抗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華軍全面占領了九州島。

    西鄉隆盛生于日本薩摩藩鹿兒島城下下加治屋町山，自幼受到嚴格的武士訓練，這使他養成尚武的習性，具有濃厚的忠孝仁義等封建道德觀念。

    弘化元年(1844年)擔任郡方書役助。后為郡書記官先后共10年。和維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衛門學習陽明學及朱子的近思錄，向福昌寺的無參和尚門學禪。

    他跟隨郡長巡視農村，接觸農民，通曉農政。

    其間，郡長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減免年貢不準而憤然辭職，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出身于瀕臨破產的下級武士階層，長期擔任低級官吏，使他對下層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對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認識，從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島津齊彬繼承薩摩藩藩主之后，西鄉隆盛為首的“誠忠組”上書闡述減輕農民負擔問題。其政治主張得到島津齊彬的賞識。

    1844年起任下級官吏。1854年成為開明派藩主島津齊彬(1809～1858)的親信扈從，隨其住江戶（今東京），參與藩政，并為尊王攘夷運動奔走。

    1854年（安政元年）隨島津齊彬至江戶居住3年，為齊彬等人倡導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將軍合作的“公武合體”運動四處奔走聯絡，十分活躍逐漸成為曉有名聲的改革派志士。在“將軍繼嗣問題”上，與齊彬一起擁戴一橋慶喜。

    1858年，由于島津齊彬暴病而疫，由島津忠義任藩主，實權掌握在其父島津久光手中。西鄉聞訊，曾打算為齊彬殉死。經僧侶月照的勸導，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繼承齊彬的遺志，進行幕政改革。

    此后，他依舊往來于京都與江戶之間，進行勤王活動，策劃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獄”，殘酷鎮壓勤王志士。西鄉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難。

    二人先后回到鹿兒島，不料卻被勒令離開薩摩藩。他們感到勤王大勢已去，絕望之下，當船行至錦江灣，相抱投海自盡。被救起時，月照已溘然長逝，西鄉亦奄奄一息。島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島。

    1862年（文久2年）西鄉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權的大久保利通幫助下返回薩摩藩。解除處分后作為尊攘派開始活動。

    久光本想借助西鄉的聲望，以便實現自己入京勤王，繼續搞“公武合體”的計劃。不料，西鄉反對，表面上是認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夠。實際上其新的政治主張“尊王攘夷”與藩主的“公武合體”有矛盾，而且西鄉又與激進的藩士們聯絡。久光一怒之下，將他流放到德之島，兩個月后再轉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沖永良部島的牢獄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島。在獄中兩年，西鄉受盡磨難，卻閱讀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時吟詩抒懷。

    他的一首詩寫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縱不回光葵向日，若無開運意推誠。洛陽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竊生。生死何疑天賦與，愿留魂魄護皇城。”這表達了他對死于安政大獄的志士們的追念之情，也闡明了他的生死觀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勢力增大和藩士們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鄉，并委以掌握薩摩藩陸海軍實權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間，是西鄉思想趨于成熟的時期。他開始還是作為久光的謀將，后來則成為尊王倒幕派的領導人。

    他與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薩摩藩內進行政治改革，并為完成日本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倒幕維新大業，立下了功勛。

    1864年7月，幕府對長州藩志士們發動的禁門之變進行鎮壓。在京都的西鄉遵從久光之命，參與鎮壓活動，在戰斗中負傷，因而受到褒獎。9月，西鄉在大阪會見了勝海舟。

    勝對西方十分了解，對幕府內情也有很深的認識。這次會見使西鄉開闊了眼界，認識了幕府的腐朽和沒落，思想發生轉變。但這時的西鄉仍有“薩藩主體”的地方意識，所以在行動上表現得十分動搖。

    當幕府于9月組織軍隊討伐長州藩時，西鄉仍從本藩利益出發，參加并指揮了征長討伐軍。但在翌年4月幕府組織第二次討伐長州行動時，西鄉已在行動上貫徹其強藩聯合對抗幕府的主張，不顧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堅決拒絕出兵。12月他派人與長州藩聯絡，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長州藩倒幕派領導人木戶孝允締結了“薩長倒幕聯盟”的密約。

    從此他作為一位倒幕派領導人在全國進行了廣泛的倒幕活動。

    1866年7月，幕府將軍德川家茂死，德川慶喜繼任。12月，一貫壓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多數認為被公卿巖倉具視等毒死），由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倒幕派利用宮廷的形勢，開始準備武裝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龍馬的斡旋之下薩摩藩與長州藩結成“薩長同盟”。之后薩摩與土佐藩也結盟。

    這幾個“西南強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權，共同討伐幕府。

    西鄉等人還與英國結成了“薩英同盟”，想從英國那里購買武器和取得財政援助，但他們對英國的侵略企圖有所警惕。

    1867年7月27日，西鄉在大阪會見英國公使館官員沙托時表示：“關于變革日本政體問題，應由我輩盡力而為，如與外國人相商，則有失體面。”

    西鄉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較強的民族意識。

    1867年9月，西鄉、大久保通過巖倉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義發布《討幕密旨》的準備。10月14日，薩長兩藩得到了《討幕密旨》。在部署就緒后，12月9日，西鄉、大久保等倒幕派發動政變，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將軍制度等，要德川慶喜立即“辭官納地”。

    倒幕派于當天組織了新政府，西鄉、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實權。

    以德川慶喜為代表的舊幕府勢力，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因此發生國內戰爭，因是戊辰年間，史稱戊辰戰爭。

    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鳥羽、伏見地區，幕府軍與政府軍發生了大規模軍事沖突。西鄉指揮了這次決戰。由于兵士的奮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軍打敗了3倍于己的幕府軍隊，取得了勝利。

    西鄉被新政府任命為陸海軍負責人。2月，討幕軍從京都出發東征，包圍了江戶。這時，防守江戶城的勝海舟，向慶喜說明了國內外形勢，促使慶喜下決心投降。3月，西鄉向幕府提出了7項投降條件，并去江戶會見了勝海舟。

    最后簽訂了幕府投降協定，史稱“江戶無血開城”。8月，西鄉又率討幕軍轉戰于關東和東北地方，征討幕藩殘余勢力，取得節節勝利。凱旋回師后，西鄉由于軍功卓著受到了獎賞。9月，他以在倒幕維新運動和戊辰國內戰爭中的功勛，授正三位官職，賞典祿為兩千石，成為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

    功成名就的西鄉，出于封建思想，認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薩摩藩主島津家，有損“忠臣”的聲譽，遂于1870年1月辭職，回鹿兒島做了藩政顧問，后任藩大參事。

    西鄉離開中央回到地方，還因為他對明治政府實施有損于下級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滿。他很同情下級武士們在明治維新后的悲慘遭遇。

    西鄉隆盛在請求薩摩藩政府救濟一個參加內戰的士兵的信中寫道：“臨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拋棄，影響德義。”

    他的一首廣為流傳的言志詩寫道：“幾經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恥瓦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

    西鄉隆盛看不慣許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窮奢極侈，指責他們為“利”忘“義”。

    西鄉的個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們推崇。

    正是在這些內政問題上，西鄉與大久保等人產生了矛盾。

    西鄉、大久保等人盡管有矛盾，但他們都認識到要建立近代國家，使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必須消除封建割據局面，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

    從1871年起，他們又在這個目標下聯合起來，全力進行廢藩置縣的改革。

    1872年7月，西鄉任陸軍元帥兼近衛軍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稅改革條例》等5個文件，實行變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稅改革。在此前后，政府還進行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多項資產階級改革。西鄉主持和參與了這些改革，雖在改革內容上沒有特別的建樹，但他統帥軍事力量，以武力為后盾，保證改革順利進行，應該說是他的特有貢獻。

    西鄉、大久保、木戶三人以在倒幕維新活動中的作用和貢獻，被人們譽為“維新三杰”。

    在此前后，參與廢藩置縣、地稅改革等資產階級改革。

    1873年10月，因“朝鮮派遣使節問題”與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對，辭職回到鹿兒島，興辦名為私學校的軍事政治學校。

    1877年被舊薩摩藩士族推為首領，發動反政府的武裝叛亂，史稱西南戰爭。

    由于華皇和華國的介入，這場原本就幾個月就完事的西南戰爭，硬是被華軍無限期拉長了，直到現在都不能算是完全結束。

    李鴻章和軒建章幾乎是同時收到華皇的電報。

    李鴻章在長崎城，軒建章在福岡，福岡是華軍在九州島的一個指揮部，也是從長崎城到軍隊前線的一個中轉站。

    現在西鄉隆盛的手中的武士軍已經不足5000人，而且大都是冷兵器，幾乎對華軍的后方造成不了大的威脅了，關鍵還是來自于北九州方向，日本政府軍的壓力。

    “按照陛下的指示，似乎我們最近要主動找日本人打一場了。”軒建章在電話中向李鴻章請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