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辦法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萌總裁微微一笑：“我覺得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多翻譯有正能量的文學作品，19世紀歐洲文學成就最高的國家和地區是法、英、德、俄和北歐地區，美國文學也有很大的發展，獲得了獨立的民族品格，南歐和東歐各國也有發展，產生了一批有世界聲譽的作家。我們在工業上能夠學習別人，在文化上，同樣也可以學習別人，怎么能夠幫助國人開眼看世界，就怎么來。加速學習世界的過程。”

萌總裁的辦法并沒有多少建設性，卻讓旁聽眾人都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華皇沒有說完的一句話，或者是不能說出來的一句話是這樣的——華皇總是對的！

這就是華皇要給所以華國人的感覺，畢竟，萌總裁在1877年才推翻清廷的統治，現在已經是1879年的4月份了！

比歐洲整整晚了一年多年的社會改造，華國要想追上去，實在是一種逆天發展的行為！

但是華皇并不認為鉗制老百姓的思想，讓大家一定要按照他的想法來，就是最好的，還是要加快開放的速度。

即便是李提摩太，凱瑟琳，甚至包括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這種在華國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外國人’，其實，都多多少少已經被華國的很多傳統文化給同化了。

華國的確有這樣的魅力，同化的能力太強悍了，在華國生活時間長了的人，都會養成華國同樣的生活習慣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他們和潔格格，趙輕蘿這種土生土長的華國人一樣，都不會想到多引進歐美文化的問題。

“那，我們不就是在完全復制他們的文化嗎？到時候，我們國內不是也泛濫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擔心的問道。

“這點問的好，我們要再批判！直白的翻譯之后，要有我們自己的東西，要在像《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書的每一章結尾處，或者旁白上，加上華粹黨的觀點，現在的初級資本主義經濟和未來的國家資本主義要結合起來。”萌總裁下結論道，在華皇的教育思維中，先資，資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國家肯定要過渡到國家資本階段，然后過渡到社的階段，歷史就應該是這樣的，只是華皇不知道自己手里的華國，每個階段要花費多少時間，如果能夠以極少的時間，讓華國的資本主義完全替代封建主義，這就是一種進步，在19世紀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潔格格都若有所思的點點頭。

趙輕蘿，李提摩太，凱瑟琳則沒有什么表示，不是他們聽不懂華皇的話，只是這看似是一個輕松的話題，卻已經觸及到了很高的層面了，三個人的級別不夠，不能隨便對這種高層的東西發表意見。

華皇笑道：“不用緊張，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導，在學習中進步，一定要敢于學習，不要怕學習，我們在跟世界接觸的時候，也會受到各種思潮左右。我相信，華國會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學體系的，當然，國學不能拋棄，甚至要在語文中擺在更突出的位置，同時加強政治教育。當然，在引入歐美文學的時候，也要做好甄別工作，主要引入的小說，也鼓勵華國國內創作謳歌時代進步，充滿正能量的作品。文字獄要不得。”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潔格格又同時點點頭，華皇的話，雖然好像和潔格格剛才說的差不多意思，其實是不同的，因為潔格格沒有說要大量引入歐美文學的問題。

在封建時代，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文字獄，從來沒有像華皇這樣的，不但顧慮發展傳統文學，也鼓勵引入歐美文學，并駕齊驅發展的皇帝。

華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為殘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獄，目的在于壓制漢族人的民族獨立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這種文化專制政策，造成社會恐怖，文化凋敝，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華國的文字獄古已有之，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漢書》記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

曹魏末年，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權臣司馬昭“聞而惡之”，而被斬于東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恥屈辱的歷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誅，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稱“國史之獄”。

在萌總裁的認知中，人接觸的越多，越是能夠判斷是非，越是不讓人看，不讓人接觸，以訛傳訛，閉門造車，越是會壞事。

宋代的皇城司巡察親事官、親事卒、邏卒是特務，這些人員北宋開國之初早已有之。

宋代文字獄較多，諸如奏邸之獄、烏臺詩案、同文館之獄、車蓋亭詩案、胡銓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幾乎盡人皆知。

宋代的文字獄以宋高宗一朝最多，宋高宗時“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

據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5《秦檜文字之禍》考述，不下20起。

宋代禁書、焚書的事件不時發生，私史往往是禁毀的主要對象。

如崇寧二年（1103）四月，“詔毀刊行《唐鑒》并三蘇、秦、黃等文集。”諸如《東齋記事》、《湘山野錄》、《劉貢父詩話》、晁補之文集以及程頤的著述都在禁毀之列。

元朝時思想管制較松，基本沒有文字獄的記錄。有人告發南宋遺民梁棟的詩句“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

梁棟被押往大都審訊，堅決不服，最后禮部官決定：“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將其無罪釋放。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節，江南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創作一副春聯：“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諷刺元朝公文的俗氣，被人告官，但處罰只是免職而已。

唯一一起文字獄疑案則是宋恭帝之死。

忽必烈封宋恭帝為瀛國公，封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封福王趙與芮平原郡公，把公主嫁給了恭帝；謝太后有病，下詔書明令優待宋室宗親，讓他們居住在大都。七年后，謝太后病死。

元朝天下初定，漢人反抗情緒嚴重，趙顯無疑成了這些人的精神領袖，忽必烈完全應該殺掉趙顯，以徹底斷絕后患，但忽必烈沒有對趙顯下毒手，而是給了他一大筆錢，給他找了個地方，送他去西藏薩迦寺出家了。

忽必烈想讓他在遠離內地的雪域高原終了一生，既使他不至于威脅新政權的存在，又能保全性命。

元代高僧釋念常所著《佛祖通載》記載：“宋主以王位來歸，學佛修行。帝大悅，命削發為僧寶焉。”。

在此之后的漢文史籍就就沒有了瀛國公趙隰的記載，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恭帝的蹤跡。恭帝十九歲時到喇嘛廟里出家，駐錫薩斯迦大寺，號木波講師。入吐蕃，學習梵書、西蕃字經。把漢藏佛經互譯比勘，校訂經書中的異文。

后來趙隰還擔任了薩迦大寺的住持，法號為“合尊”，成為當時吐蕃的佛學大師，四處講經，窮其一生潛心研究佛學。

他翻譯了《百法明門論》，以及佛理深奧的《因明入正理論》，在扉頁留下了題字，自稱為“大漢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寶”。

被藏族史學家列入翻譯大師的名單。

朱元璋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說“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閑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里，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于是殺了徐一夔。

但現代學者陳學霖研究稱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志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歷史。

朱棣全面繼承了他父親文字獄的暴政，殺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門人不得已，將方的詩文改名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

永樂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樸家藏方孝孺詩文，被斬。

其他跟方孝孺有關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元史》的作者）詩集中有“送方生還寧海”，全部被刪節涂墨。還有練子寧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還有建文帝的殉難諸臣的詩文一律被禁止發行，一切有關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許露面，還鼓勵告密，如永樂九年，黃巖縣告發有人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下法司嚴懲。

浙江僉事韓邦奇因為看到宦官掠奪富陽茶魚，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當地的鎮守太監王堂認為誹謗圣上，下詔獄，罷黜為民。

河南巡撫胡贊宗因為寫迎駕詩中“穆王八駿”語為誹謗，被革職，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因為引用白居易、張永詩句“朝廷雇我做閑臣”“江南閑煞老尚書”，嘉靖帝大怒，將其革職。

嘉靖十六年，應天府試，考生答卷多譏諷時事，考官評語失書名。

嘉靖帝大怒，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罷黜為民，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

潔格格笑瞇瞇道：“聽陛下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呢。”

“有嗎？其實我也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只是有一條，不要不讓老百姓說話，法律和文學，是不相沖突的。不能公開黃，卻可以公開談政治，但是要在一個范圍內，這一點，跟黃一樣。”萌總裁笑道，“千萬不能搞文字獄。歡迎老百姓談問題，什么都可以談嘛，我們要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