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調處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當天上午，就開始介入案件；當天晚上，就向關卓凡面呈了第一份調查報告。

陳亦誠和軍調處副處長馬丁內茲兩人，在蔡爾佳的陪同下，再次詢問了庄湯尼。

蔡爾佳對庄湯尼的解釋是，在治安區劃上，「南堂」為步軍統領衙門右翼總兵該管，轄下出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案子，本人深感有虧職守，已向朝廷「引咎辭職」，目下，正在等待朝廷的批准；這件案子，經「上頭」允准，已經移交陳參謀、馬參謀主責，目下，我的責任，是儘力為陳參謀、馬參謀提供協助。

對外，陳亦誠和馬丁內茲不以「軍調處處長、副處長」名義、而只是以「糧台參謀」的身份示人。

陳亦誠說，剛剛接手案件，正在了解案情，蔡總兵提供的案卷雖然詳盡，不過，彼時案發倉皇，兵荒馬亂，就是蔡總兵自己，也擔心會不會掛一漏萬？因此，建議我和馬參謀兩個，親自再向神父請教一次，這樣，掌握的資料，更直接，也更準確，我和馬參謀深以為然，於是，就過來打攪神父了。

之所以如此婉轉客氣，是因為庄湯尼的脾氣，是出了名的暴躁苛碎，就連自己人——在北京的泰西人——不論是宗教界的還是外交界的，都不愛和他打交道；他的身份特殊，如果不耐煩起來，或出於其他什麼特別的原因，故意不予配合，中國政府又不能現在就將他當做疑犯來對待，調查將會陷入一個很被動的局面。

頗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以上擔心似乎是多餘的——庄湯尼雖然異常疲憊，但還是非常配合，非但未表現出任何傳說中的「暴躁苛碎」，而且，拿陳亦誠和馬丁內茲的話說，「其神態以及身體語言，很有意思」——

庄湯尼坐在椅子上，微微的佝僂的身子，頭也微微的低著，兩隻胳膊不自覺的夾緊兩脅，十指交握，時不時的不自覺的用力，捏的指節都發白了，有時候，身子還會神經質的輕輕的抽搐一下。

「椅子並不是很寬大，」陳亦誠說道，「而庄湯尼的身量，超過一米九，可是，一眼看上去，他一個龐大的身軀，倒像是蜷在椅子上似的，像……嗯，像是一個做錯了事情的孩子，面對嚴厲的師長的問責，瑟瑟發抖。」

以庄湯尼的身份、脾性，自然是不可能將陳、馬、蔡三人當做「嚴厲的師長」的，除非——

「庄某目光遊離，」馬丁內茲補充說道，「而且，由始至終，幾乎都沒有和我們有過直接的對視——視線只要一接觸，立即移開。」

微微一頓，「這個反應，完全是下意識的。」

庄湯尼的證詞，同第一次做供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出入，但是，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他的語速，較第一次做供的時候，慢了許多，而且，總是講了幾句，便停了下來，皺起了眉，微微偏過了頭——

「庄某明顯是在凝神思索——或者用力回憶，」陳亦誠說道，「可是，我們拜訪他的時候，距案發還不到十個小時，相關細節，沒可能這麼快就記不清爽了——而且，都已經做過一次供了，一切熟門熟路才對。」

頓一頓，「他不像是在描述事實，更像是在……背誦；並生怕自己的『記憶』同第一次做供有什麼對不上號的地方。」

陳亦誠和馬丁內茲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第一，庄湯尼確實受到了重大的驚嚇，他的各種身體語言都說明了這一點——這是極難做假的，而庄湯尼也明顯不算一個好演員。

第二，庄湯尼對案情的描述，一定隱瞞了某些重要的關節，甚至，可能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曲改。

第三，庄湯尼對此案的發生，懷有深刻的內疚，這份內疚，不僅僅因為「失察」、「輕信」、「上當」什麼的——為兇犯「捐資」所誘，開門揖盜——一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庄某平時為人行事，暴躁飛揚，」陳亦誠說道，「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不是那種城府深沉的人，對精神壓力的承受力，並不算強——」

頓一頓，「我們今天的問詢，由始至終，十分客氣，沒有表露出任何對於庄某本人的質疑；如果——我和馬丁都是這麼認為的，如果我們對庄某本人施加壓力——當然，只是精神上的——庄某的負疚，就一定會成為其不可承受之重。」

「是的，」馬丁內茲說道，「到時候，庄某一定會失控並露出破綻——這是此案的最好、最直接的突破口。」

「當然，」陳亦誠說道，「庄某身份不同，到底該如何對行事，得先請王爺的示下。」

關卓凡沉吟片刻，點了點頭，「好吧，就照你們說的辦——其中分寸出入，相信你們自會把握。」

「是！謹遵王爺均諭！」

至於奎光——

「雖然，奎光不能提供確鑿的不在場證明，」陳亦誠說道，「不過，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的腰牌，確實是為兇犯所竊——奎光同本案，應該沒有什麼關聯。」

除了奎光的家人——妻子、孩子、老僕之外，軍調處還調查了他的同事、朋友以及同他相熟的戲院、書場、酒樓、妓竇，眾口一詞，奎光有這樣一個習慣：

只要第二天休沐，當天下值之後，便約上一班朋友，聽戲、下館子、逛窯子，每一次，都會喝的酩酊大醉，勉強挨回家，頭一沾枕就睡了過去，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之前，都不會醒過來。

「奎光的這個習慣，」陳亦誠說道，「知之者甚眾；而侍衛都有排班，哪一天休沐，都是提前定下來的——也不是什麼機密。」

頓一頓，「所以，對於兇犯來說，若要竊取大內侍衛的腰牌以構陷朝廷，奎光是個再合適不過的對象了——他的腰牌，較為容易竊取；而失竊之後，又沒那麼容易在短時內發覺腰牌不見了。」

再一頓，「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哪一天下手，可以早早計劃。」

「就是說——奎光是早就被兇犯盯上了。」

「是！」

「嗯，如此說來，對於博羅內的質疑，就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了。」

博羅內曾如此質問錢鼎銘：

「腰牌若確實為兇犯所竊，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可能更早了——只有在晚上，腰牌的主人在人前『大醉』，兇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機會，並且，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腰牌的主人都無察覺腰牌失竊的可能——」

「可是，兇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約，是前兩天就定下來了的，兇犯怎麼敢確保，昨天晚上——在有限的時間之內——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又怎麼敢確保，失竊之後、天亮之前，腰牌的主人一定不會發覺腰牌失竊？」

「若不能成功竊取腰牌——又或者，雖然成功了，卻在凌晨一點半之前，腰牌的主人便發覺腰牌失竊了，那麼，行兇之時，豈非就不能栽贓嫁禍了？如是，兇犯該怎麼辦？改約嗎？」

當時，錢鼎銘無法正面反駁，只好顧左右而言他，現在，可以掉頭打將回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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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外務部照會各國駐華公使館，通報案情。

對於各國駐華公使館來說——不包括已經「下旗」的法國駐華公使館，收到「南堂」案發的消息之後，總要先做一個基本的了解，有的還可能需要先向國內請示，確定本國對此案的基本進止，之後，才會向中國政府「表達關切」或「表達嚴重關切」。

也就是說，這個「關切」也好，「嚴重關切」也好，最快也就得案發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之內才能夠提了出來。

亦即是說，當外務部將「案情通報」懟了過來的時候，法國之外，還沒有一個國家來得及向中國政府就「南堂」一案「表達關切」或「表達嚴重關切」呢。

中國政府的反應速度，令人嘆為觀止，各國駐華外交人員對之印象異常深刻，以致北京的外交界出現了一個「中國速度」的說法，並不脛而出國門，不久之後，成為各國外交人員對中國政府——至少在某些問題上——的一個「共識」。

好吧，讓我們來看看，外務部這份以「中國速度」炮製出爐的照會，都說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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