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法戰爭，學術界長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如，「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法國在戰場上沒有拿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拿到了」，「中國丟掉了越南」，甚至，「喪權辱國」，云云。

厚誣前人，胡說八道。

戰爭的勝敗，最關鍵的評判標準是：對戰雙方，誰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標？

法國的戰略目標，一共三個，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從越南進入中國，打開中國的西南門戶；第二，向中國勒索巨額戰爭賠款，實現「戰爭紅利」；第三，鞏固對越南的統治，迫使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鞏固對越南的統治，迫使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之所以放在最後，並非這一點不重要，而是彼時——中法戰爭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基本佔領了越南全境，中國只在越北近中越邊境地區，保有少量軍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經徹底淪為法國的傀儡，中國已經不能對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響力了。

就是說，中法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已經事實上失去了對越南的宗主權。

因此，中國對法作戰的戰略目標，其實只有一個：保證西南邊陲的安全，打消法國人進一步的覬覦之心；同時，不受勒索。

彼時中國君臣，雖然嘴上還嚷嚷著，「越南世修職貢」，「朝廷軫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護該國」，其實，誰都清楚——包括調門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經落到法國人肚子里去了，逼他吐出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國根本沒有這個力量；第二，也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彼時，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咱們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兩碼事。咱們在「藩服」那兒，沒有任何經濟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國情、國力和國際形勢，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樣，對「藩服」不計回報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領土」，「藩服」對中國，只有「屏藩」——國防的作用，即所謂「戰略緩衝區」。拿越南來說，其最大的作用，不過是保證西南邊陲的安全，如果西南邊陲無恙，越南，就隨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兒狼，「昧於趨向，首鼠兩端」，養不熟的。

所以，中國打這場仗，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越南，「丟掉了越南」神馬的，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戰爭結束，法國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戰爭賠款，更是一兩銀子也沒落著；甚至，中國雖然默認了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但是，《中法新約》中，沒有任何明確的中國放棄對越南宗主權的字眼。

那麼，這場戰爭，誰輸、誰贏？

在軍事上，關於中法戰爭，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馬尾海戰的全軍覆沒，但是，馬尾海戰僅僅是中法戰爭諸多戰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這場戰役來說，法國也沒有達成攻取福州的戰役目標。

就中法戰爭整體而言，中國實實在在，既不輸陣，也不輸人。

這場戰爭，法國投入兵力近兩萬人，中國大約在三至四萬人之間，力量對比，並不如何懸殊。

還有，戰爭雖然遠離法國本土，但中國並沒有明顯的「地利」。一來，法國在越南經營已久，並非事事都要求諸國內；二來，中國國土廣大，戰場在西南邊陲，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軍需補給、後勤保障，其實非常艱苦。

中國的參戰部隊，有的表現出色，有的表現糟糕，但除了戰爭早期的越北戰事，整體上來說，不同的參戰部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打輸了，再打！

就算一敗再敗，也要一戰再戰！

一鴉、二鴉的一觸即潰，已恍若煙雲。

戰爭結束的時候，兩個戰場的情況如下：台灣戰場，法國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動彈不得；越北戰場，中國攻，法國守，中國步步進逼，法國步步後退。

誰輸？誰贏？

當然，如果像憤青們噴的那樣，鎮南關、諒山大捷之後，乘勝追擊，甚至「收復河內」，那也是不可能的。

戰線一拉長，中國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補給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國在遠東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國的不能承受之重，「收復河內」，必然引起法國的全力反擊。

事實上，茹費理內閣一倒台，法國議會就通過了給遠東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的決議，而駐遠東法軍一八八四年全年的軍費報帳，合計亦不過五千四百萬法郎。即是說，法國已經做好了擴大戰爭乃至長期戰爭的準備。

彼時的中國，不過一隻腳堪堪踏在工業化的門檻上，戰爭潛力有限，根本沒有和世界第二工業強國長期做戰的能力，何況，只不過是為了越南這麼個小小的「藩服」？

此時停戰，時機最為合適。

戰場上也好、談判桌上也罷，結果都是清清楚楚的：中國在和世界第二強國的一對一的較量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慈禧則是中國取得對法戰爭勝利的當之無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對法戰爭，之所以可以先敗后勝，轉折點就在「甲申易樞」——暮氣沉重、對法作戰態度消極的恭王，以及其領班的軍機，被全部撤換，慈禧親自過問和主持對法戰事，朝野上下，統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戰不定的分歧，戰場上的劣勢，隨之扭轉，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慈禧的這份歷史性的功績，是不可以否認的。

中法戰爭的意義，長期為學術界所忽視——也不奇怪，我們的「學術界」，連中法戰爭是輸是贏，都搞不清楚！

事實上，中法戰爭的勝利，意義極其重大。

如果中國輸掉了這場戰爭，法國之後，其他泰西諸強，見獵心喜，必然紛紛跟進，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就會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慮到此時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大洋彼岸的美國，也還遠未培養起能夠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底氣和實力，列強有更多的時間，從容消化瓜分中國的成果，則四分五裂的中國，還能不能最終攏在一起，就難說的很了！

對法戰爭的勝利，極大的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泰西列強目中國，隱然為「二等強國」，他們之所以會在十年之後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鏡，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時，這也是中國雖然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但列強並沒有馬上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重要原因——他們依然慣性的心懷疑慮。

中法戰爭，為中國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歷史機遇。

遺憾的是，中國未能抓住這個歷史機遇。

中法戰爭勝利后，中國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志得意滿，都以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無煩憂。

一口氣兒泄下來后，非但沒有「進一步深化改革、加速發展」，文恬武嬉之風，慢慢兒的又起來了。

數年之後，德宗大婚，慈禧「歸政」——向德宗移交權力，自己施施然「頤養沖和」去了。

回過頭去看，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昂揚向上的精氣神兒消散了，辛酉之後一直上升的國勢，開始掉頭而下。

這真的是太諷刺了。

這個鍋，慈禧是要背的，不過，她頂多只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來背。

後世提及光緒皇帝的時候，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兩個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對。

至少，不完全對。

德宗親政之後，慈禧「訓政」了三年，這三年，她擁有重大事項的最後決定權。即便「訓政」期過了，也要承認，慈禧依舊保持著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

這種情形，和穆宗剛剛親政的時候彷彿。

譬如，五軍機、五御前合疏諫阻穆宗修建圓明園，穆宗惱羞成怒，將惇王、恭王、醇王三位親叔叔為首的十位重臣，一股腦兒罷黜。兩宮皇太后得到消息，立即御弘德殿，撤銷了穆宗的決定，恢復了十重臣的職務。穆宗只能唯唯稱是，一點兒法子也沒有。

就是說，慈禧「退居二線」之後，依舊保留了最終的「話事權」——這是事實。

不過，即便在「訓政期」，慈禧也極少使用這個最終的「話事權」，德宗擁有全部的「辦事權」和大部分的「話事權」——這也是事實。

彼時的慈禧，志得意滿，認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於皇帝，已無需再在政事上花什麼氣力了，她的精神頭兒，大部分都放在了頤和園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雖然沒有獲得皇帝的所有權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還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實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贊成修鐵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間，德宗就覺得，之前三十餘年，一切努力，一切作為，一無是處，一無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來。

此謂「忽然改革」。

戊戌變法的後期，慈禧始實質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終「話事權」，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這些舉措，長期以來，被解讀為反對、破壞改革，充任守舊頑固派的「護法神」。

真的是這麼回事兒嗎？

反正，關卓凡認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處，我也得像她那麼干。

為什麼？

因為穆宗和康、梁等人玩兒的，拿今天的話來說，就叫「休克療法」，病症大致是看準了，開的方子，大體上也對，可是，藥量不對！

該一年吃的葯，逼著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兒能這麼干？

病了好幾年了，指望著一天之內，就徹底痊癒，怎麼可能？

步子太大扯著蛋，像穆宗和康、梁那麼個玩兒法，別說扯著蛋了，整個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特別是在守舊力量依舊強大的情況下，更不能全然不考慮守舊派的反對，不回應守舊派的利益訴求，不然，改革絕無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為，就是要替穆宗找回這個「平衡」，而絕不是全盤推翻他的改革。

事實證明，庚子之後，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繼續，而且，深度、廣度，都遠遠的超過了戊戌變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