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到眾人的目光，朱鳳標和瑞常幾乎同時站了起來。他們倆挨著坐，起身起得倉促，站起來的時候，相互碰了一下，不由都是尷尬一笑。瑞常臉上微紅，他是協辦大學士，從一品；朱鳳標是殿閣大學士，正一品，按理他是不能搶到朱鳳標的前頭的。

瑞常低聲說道：「霞翁先請。」

朱、瑞二人，一先一后，走上前來，在奏摺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關卓凡暗暗地舒了口氣。

接著是軍機大臣，文、寶、曹、許四位大軍機，從容上前，一揮而就。

接著就是六部、九卿了。

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了，出了狀況。王家璧坐著沒動，看樣子有點怔忪，似乎正在發愣。

這個王家璧，其實是一位極有風骨的人物。前文說過，原時空，穆宗親政之後，御史吳可讀逆批龍鱗，穆宗大怒，兩位皇額娘的勸也不肯聽，一定要殺吳可讀。醇王秉承穆宗意旨，召集三法司會審，居然真的定了吳可讀的死罪。到了「畫行」的時候，就是這個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筆，這才留下了吳可讀的一命。

關卓凡心中暗暗嘆息。

大理寺之後是太常寺，太常寺正卿文盛藻是個厚道人，站起來之後，猶豫了一下，輕輕地扯了扯王家璧的衣角：「孝風！」

王家璧「啊」了一聲，清醒過來，默然片刻，終於站了起來。

關卓凡看著王家璧略顯蹣跚的步伐，腦海中跳出五個字——「形勢比人強」。

六部九卿之後是翰詹科道。言路是攻訐鐵路的重鎮，但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這班人臉上的表情雖然豐富，但動作沒有什麼遲滯猶疑，一個個依次上前，在奏摺上署下了自己的名字。

這個倒不出關卓凡的意外。

今兒與會的，都是執掌翰詹科道的頭目。關卓凡秉政之後，除了翰林院，手還沒真正伸進去，詹事府，都察院——包括御史道和六科給事中，主事的都慢慢換成了自己人，至少是相對中庸、不會擺明車馬同自己作對的人。這些人，不可能在這種場合做仗馬之鳴。

翰林院方面，倭仁這個翰林院的頭號掌院學士今兒沒來，與會的另一位正掌院學士和兩位副掌院學士，其實就沒有了「主心骨」。而徐應祥是翰林院的，今天哪個衙門的人都可以「別具奏摺」，唯獨翰林院不可以。不然，等於表示整個翰林院要公然同關貝勒以及「朝臣公議」作對，這份壓力，哪裡是今兒參會的幾位翰林承受得起的？

最後是今天會議的主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們，這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於是，所有參會人員，無論派系，無論對鐵路的真實態度為何，最終全部在奏摺上署名，即中央政府所有重要部門，共同表態，支持興建鐵路。

本朝開國以來，這種議題分歧鉅甚的「大會議」，最後卻眾口一詞，國初之後，幾乎就絕無僅有了。

關卓凡大獲全勝。

這次會議，實在是「一次成功的大會，一次勝利的大會」。其意義，不僅僅是關卓凡在修建鐵路上面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依靠背後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中國的改革派首次獲得了對保守派的心理和輿論優勢。雙方的鬥爭遠未結束，但在輿論場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對比，走過了第一個最重要的節點。

在這場鬥爭中，為京官恢復原俸，是一個很有效的「軟鋪墊」，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難以下定堅決抵抗的決心。關卓凡對保守輿論勢力的「大棒加胡蘿蔔」政策，算是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會上，關卓凡對徐應祥的諷刺、挖苦、斥責，刻毒入骨，無所不用其極，是要警告潛在的敵人：攻訐洋務可以，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睜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訐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個再「憑空臆想」，哪個再「對洋務一無所知，卻偏要來指手畫腳」，哪個就是徐應祥的下場！

保守派反對洋務，既有觀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這兩個因素常常是糾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觀念，對利益的認知是不同的。鐵路是最好的例證，同樣的一個人，既可以認為鐵路「害我田廬，防我風水」，也可以歡呼：鐵路開通，沿線商賈輻聚，地價大漲，我可以坐地生財啦！

保守派被逼著去實實在在地了解「洋務」，其中，終究會有一部分人，能夠對「洋務」得出一個大致正確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就有可能意識到「洋務」也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自然而然地，就會想著要分一杯羹。這個時候，原先的反對者，就有轉化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著這次會議，關卓凡開始對中國歷史上遷延數千年的兩個政治惡習下手了。

一個是「不言利」。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最噁心、最虛偽的一個花樣，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歷朝歷代的改革，起因幾乎都是財政睏乏，則改革的措施無不為生利而行。被動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擺到檯面上的反對改革的理由，則無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與民爭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這個「利」字時，總是心虛氣短，順著反對者的思路說話，辯解「俺這不叫言利」，「俺這不是在與民爭利」。關卓凡的對策，是徹底打翻這個套路：老子就是要賺錢，老子就該賺錢，怎麼著吧？你不言利？好啊，我不攔著，哦，你就別拿工資了——那是「利」呀！喝西北風去吧！

第二個，就是地脈、風水、龍王、河伯這套東西。

這個要比第一個麻煩得多，這是觀念甚至是信仰層面的東西，根深蒂固，連兩宮皇太后都篤信的，絕非一兩次會議扣扣大帽子就能解決，甚至，永遠也解決不了。事實上，對各種神靈的祭祀，依然是現下例牌的「政府工作」之一。但關卓凡至少要保證，政府對神靈們，只是一種「虛祭」，和具體政策、事務，不發生任何直接牽連。

所以，在論政之時，政府官員不可以把這些東東拿到檯面上來，不可以拿這些怪力亂神，干擾國家大政的制定和實施。

這個問題上，關卓凡還是有一定的理論優勢的。早期的儒家學說，確實不講究這些神神怪怪。「天人感應」這一套，是到了漢朝才真正興起來的。不過，那個時候，還玩的比較「虛」，像徐應祥這樣，直接扯什麼「龍王」「河伯」，實在是等而下之了。

會上，關卓凡拋出的最大一頂「帽子」，是「報君父之仇」。

「報君父之仇」就要「師夷長技」，洋務就是「夷之長技」，誰反對俺辦洋務，誰就是反對「報君父之仇」——請問這頂「大帽子」，誰戴得起呢？

還有，這個口號，就像岳飛的「迎還二聖」，有很強的政治感染力。一方面，宗室和八旗聽在耳朵里，固然像吃了興奮劑；漢員和普通老百姓，出於當時的基本政治觀念，也很容易接受。

這個說法，如果傳到英吉利、法蘭西那兒，可能多少引起一點緊張，但人家不見得會多麼在意，最多解釋一下：這只是為了遊說中國國內不同利益群體支持「洋務」的權宜之計，咳咳，國內政治嘛，你們懂的——這正是為了咱們兩國更好更順暢地合作啊。

關卓凡在會議上的慷慨激昂，傳到宮中，引起了巨大的反應。

母后皇太后，像當初聽到查塔努加大捷的消息一樣，潸然淚下；聖母皇太后的眼睛，也濕潤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