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王說道：「問孫東謀，聖祖三次親征准格爾，是否多餘？是否不該？」

孫東謀的額頭碰地有聲：「回皇上的話，聖祖天縱英明，臣，臣鄙陋……」

鐘王說道：「問孫東謀，朕覺得寫字做文章，也十分之『瑣碎繁細』——是否可以通通交給臣子去辦，朕從此不須學寫字、學做文章了？」

孫東謀的額頭已經碰得青了，語不成聲：「臣荒唐，回皇上的話，臣荒唐，臣荒唐……」

鐘王說道：「孫東謀，旨意的話已經問完了，你有什麼話回奏嗎？」

孫東謀驚魂不定，喘了幾口氣，顫聲說道：「總是臣不讀書，所上折議……愚鈍鄙陋，粗疏荒唐，臣……知錯了，嗯，這個，聖學淵深，非臣等可窺，醇親王所奏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事，臣……附議。」

鐘王點點頭，是滿意的神情，說道：「好的，我會代奏。」

小夥子自覺差使辦得漂亮，昂首闊步地出了詹事府，興興頭頭地回宮繳旨了。

可憐孫東謀汗濕重衣，幾乎站不起身。整個詹事府的人都呆若木雞，居然也沒有人上來扶他一把。孫東謀好不容易自個站了起來，喪魂落魄，走了幾步，一個趔趄，竟然又摔了一跤。這時才有人趕快過來，將他扶了起來。

詹事府里這番疾風驟雨，將言路上還存著異樣心思的守舊派徹底打蔫了。

孫東謀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但這番刁橫狠辣的「問話」，逼得人無地自容，比什麼處分都嚇人。而且，出於詹事府大堂之上，「殺雞儆猴」的「立威」意味極其明顯。

朝野上下，都有共識：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上位者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繼孫東謀而起的，遭受的，肯定就不是痛罵，而是暴打了。

也是關卓凡運氣好，最早跳出來發難的，只是一個詹事府的右庶子。

言路所謂「翰詹科道」，「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給事中」，「道」是御史道。其中，六科給事中和御史道都屬都察院。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三者中，翰林院地位最高，都察院權力最大，而位置最尷尬、最不重要的，就是詹事府。

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輔佐機構，康熙廢儲之後，「太子」二字便不存於清朝政治，詹事府的本職消失，蛻變成一個純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實是重疊的，分翰林院的一點活兒來干，有資格進翰林院但暫時進不去的，在這兒先打打雜。

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機構。

原時空光緒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革官制，實行新政，第一個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孫東謀供職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進去大庭廣眾地指著鼻子罵了。

這種方式的打臉，左右人等也會疼痛，連帶著整個部門跟著丟臉。丟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臉，打擊面太寬，難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魚之殃的許多人地位重要，其中還有立場和己方接近的，不利於建立「統一戰線」。

可如果不在一個有象徵意義的場所，當眾對孫東謀「下手」，威懾力就不夠。

詹事府就是這樣一個不過不失、恰到好處的場所。

鐘王來辦這個差使，幾乎是最好的選擇。近支郡王的身份，對外可以強調，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統治集團的意志。同時，年紀輕，辦這種差使不算失身份；年紀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爺，未必肯辦這種差事。

還有，鐘王口齒伶俐便給，如果換了別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這個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說話結結巴巴，氣勢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沒那麼好了。

當然，加皇上「兵事」、「洋務」功課的摺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個來罵人。

孫東謀其實沒有什麼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後面，觀風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學士是倭仁，以自己同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蔭，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支持醇王；但是，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諸公請自行其事」。

所以，這個事情，從一開始，反對派就沒有一個主心骨。沒有大樹可以依靠，行動起來，自然猶猶豫豫，瞻前顧後。

等見到朝廷的疾聲厲色，清楚再做仗馬之鳴的後果，便偃旗息鼓了。

這一關，關卓凡過的意料之外的輕鬆。

關卓凡認真分析，認為除了自己事先的種種布局和事後的凌厲態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美國平叛大捷，這個時候，也即1865年前後，本時空中國人的心態，和原時空中國人的心態，已經不一樣了。

原時空，國人的心態，是失敗者的心態；本時空，國人的心態，是半個勝利者的心態。

關卓凡以為，原時空的排外，除了觀念的守舊，很大程度類於生物的「應激反應」，是一種失敗者的自我本能防護。

因為恐懼而抗拒，自我切斷和外界的溝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強化出來的優越感，維持本體平衡，構築防護罩，以使自我能夠在劇烈變化的環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謂也。

或者叫：「排異反應」。

其實，中國的保守，大多數時候，只集中於「制度」層面；「器物」層面，對外一向是開放、包容的。

中國的器物文明，兼容並蓄，有無數的外來因子。這個傳統，直到明末，都沒有發生實質改變。

晚明的士林，對「格物」、「火器」、「兵學」，都有濃厚的興趣。後人很難想像，那個時候的儒生，居然有許多人醉心「設計火器」和「研究戰法」。紙面上的「新式火器」層出不窮，「新戰法」也時有所聞。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對滿洲的軍事失利不斷，人們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轉戰局。

一個是，彼時，東西方文明開始發生直接的碰撞，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了。

當然，沒有基本數理知識和工業經驗打底，這些設計，「新式火器」也好，「新戰法」也罷，絕大多數荒腔走板，沒有實用價值，也基本沒有走出過書齋，走下過紙面。

但至少，那個時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進技術，僅僅視作「奇技淫巧」。

彼時的中國，面對科學技術已經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態依然是平和的，依然還是強者的心態。因此，可以從容吸取覺得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只是這種吸取的力度還非常有限。

西方對中國領先的幅度還有限，中國也並不真正了解這種領先的意義。畢竟，在發生中西對抗的時候，依靠地理和數量上的優勢，中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術領先帶來的優勢。

無論如何，對外來的器物文明，彼時的中國，並不會發生「排異反應」。

彼時的中國，還沒有經歷自己無法理解的失敗，還沒有遭受這種失敗帶來的強烈刺激。

當終於劇痛於這種強烈刺激，不同體質的個體，發生了完全不同的「應激反應」。

日本的「應激反應」：拋棄這具為自己帶來痛苦的軀殼，掙扎化蝶重生。

中國的「應激反應」：縮進這具軀殼的更深處，作繭自縛。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如果這種失敗發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國又將如何反應？

歷史無法「如果」，關卓凡只能慶幸，自己做了一個歷史投機者能夠做的最正確的選擇：加入美國的內戰，並成為勝利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