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眼中，左宗棠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鬥爭的經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燾一個人倒霉，其他幾方，露面的，沒露面的，皆大歡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挾制，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兩宮也好，中樞也罷，對左宗棠卻沒有生出真正的意見。

一來，是因為西征已經定了左宗棠，現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時候；二來，是因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氣雖然大，但卻不「結黨」。

左宗棠人緣兒不好。慈禧就對關卓凡說過「沒有人願意和『左騾子』搭夥計」——這是事實。左宗棠到哪裡都愛壓人一頭，搞得誰都討厭他。但正因為如此，也沒有什麼有力的人物「黨附」他，所以就比較讓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趕走的郭嵩燾，是曾國藩一脈。向「湘系」收權，是朝廷不宣之於外的既定章程。難得左宗棠肯出這個頭，不然，以郭嵩燾的聲望和績效，動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遷就左宗棠，其實也是「順水推舟」。

三來，這本來就是一筆交易。

左宗棠並沒有指望蔣益灃在粵撫的位子上呆多久，將來得成所欲之後，蔣益灃就是一枚棄子，放在那裡都無所謂。

對蔣益灃來說，就算以後終究坐不住粵撫這個位子，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本來就是天上掉餡餅。履歷上有了「撫粵」這一筆，假以時日，重新爬到一省長官的位子，並不如何為難。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關卓凡不但不和他爭，反過來還給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單靠一份一萬銀子的禮物，加上拍幾句人家姨太太的馬屁，就能達成交易。

通過胡雪岩這個中間人，關卓凡和左宗棠在廣東這塊地盤上達成了默契。左宗棠先「過一手」，關卓凡再來「接盤」。

關卓凡向兩宮皇太后舉薦左宗棠的時候，郭嵩燾尚未去職。左宗棠覺得關卓凡的事情辦得實在光棍漂亮，心中頗為感念，於是加緊「倒郭」。朝中有人好辦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面」便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依了左宗棠。

對郭嵩燾，關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這麼幾句話，「於親有虧，於義無悖；於私有慚，於公無愧」。

前兩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后兩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燾，就當你為時代做點犧牲、受點委屈吧。

還有，我會請你再次出山的。

話題回到上海。

電報「形勢一片大好」，郵政的勢頭也相當喜人。

其實，「江蘇驛郵所」就掛在上海電報總局的下面。松江、蘇州、太倉、常州、鎮江五府之間的陸路郵路，鎮江和上海之間的水路郵路，經過一兩個月的「試運營」，很快便運作順暢。

開始的時候，驛郵所只派送電報和收發信件，到了後來，「郵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眾對郵政的熱情遠遠超過了電報，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爆髮式地釋放出來，驛郵所的郵件的交寄量，不斷「刷新」主事的楊仕全和邵德生最樂觀的估計。

一年沒到，從開支上來說，「江蘇驛郵所」已經過了盈虧平衡點，而且「增長曲線」高高翹頭，眼見必是一門能賺大錢的生意了。

知道郵政會成功，但成功來得如此之快，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伙兒仔細分析，得出一個結論：驛郵所的成功，除了「政府專營」之外，和郵馬、郵車、郵船都掛軒軍中軍的旗子大有關係。

這面旗子，既是安全保證，也是信心保證。保護郵路暢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這筆「無形資產」，不知道要不要算進成本裡面？

松、蘇、太、常、鎮五府的新式郵政，引起了曾國藩的很大興趣。已經說好，過了年，就開通蘇北兩江總督直轄的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州廳等地郵路，還是由江蘇驛郵所操辦，還是掛軒軍的旗子。

這樣，江蘇一省的郵路就全通了。

江蘇驛郵所的客戶也包括洋人。法國人皮埃爾辦的「客郵」，交寄量已經大減，這位江蘇驛郵所的前顧問，正在和楊仕全商量，看看兩家的線路能不能夠合併到一起，其實就是希望江蘇驛郵所「收購」他的「客郵」。

看在皮埃爾做過江蘇驛郵所的顧問的份上，不好教會學生餓死老師，趙景賢請過關卓凡的示后，對楊仕全說，價格合理的話，可以談一談的。

接下來是「財經口」了。

新鑄的「蘇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開來。

人們對這種精緻、閃亮、「料足」的銀元愛不釋手。開始的時候，頗有人想囤積居奇的。劉郇膏的臬司衙門盯得很緊，狠抓了幾個典型，以儆效尤。待「蘇洋」源源不絕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蘇洋」很快便「走出江蘇」，北至北京，南至廣州，都能見到「蘇洋」的身影。

開始的時候，刨去鑄造成本和發行「蘇洋」的銀行、錢莊的傭金，估計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實際上，蘇洋的價格折成銀價一路走高，一年下來，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說到底還是「供不應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見到這麼高質量的本國貨幣，「蘇洋」的受歡迎的程度迅速超過了銀塊和銅錢。作為一種「地方貨幣」，「蘇洋」卻事實上開始流通於全國，相對於整個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需求，「蘇洋」的供應量自然是不足的。

這種局面，短期內是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洋的身價還會愈走愈高。

「鑄幣稅」真是一樣美妙的東西。

楊坊的上海關，月入關銀已經過了百萬，且還在不斷增長中，而一年前這個數字還是五十萬；來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關銀，篤定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有清一代，之前國家歲入的最高峰出現在乾隆朝，大約四千五百萬兩。則單是上海關一處的收入，便等同於整個國賦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關年過千萬是意料中事，但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江蘇、上海的長毛平得最早，因此恢復得也就最快。中國社會經濟特有的「大亂之後強力反彈」的「功能」，在蘇、滬一帶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個，原時空上海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位置和發展走向，本時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龍頭，對內、對外，都成為一塊巨大的「吸金磁鐵」，資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個，關卓凡的推動，大大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敏感的，「工業園」、「自貿區」雖然還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興土木是瞞不了人的。這兩塊地意味這什麼，先覺者無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許多人提前入滬，「預留地步」。

軒軍美國查塔努加大捷傳回國內，上海一直處於「上升通道」中的「投資曲線」倏然拔高。之後，隨著亞特蘭大大捷、薩凡納大捷，這條曲線一次又一次「高潮」。南逆「無條件投降」后，進入上海的資金有了一個爆髮式的增長。

江蘇的情況彷彿，只是程度略遜上海罷了。

用原時空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上海已經成為了「最佳投資目的地」。

「蘇洋」的發行，金融環境的改善，也加速了這個進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專員的設立，亦與之有力焉。

*(未完待續。)